圣徒传//尼诺·里奇//中文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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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作者：尼诺·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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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x对录入此书的说明：
这本书只是偶然某个机会进行的录入。。。目前只含有正文部分。前言和译本序都没有录入进来，以后可能看心情会加进来的。
然后，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方面，总之不是属于轻小说那类，只能说是本名著，但我觉得和轻松无关，所以不喜欢的就不要浪费时间来看了









圣徒传






　　第一章
　　如果说这个故事有个开头，在那一刻，一个不经意的手势撩开了事件的序幕，就好比一块石子扔进海水，激起细浪向四周无穷无尽地传播，那么这开头就发生于一九六Ｏ年七月炎热的一天，一个叫太阳沟的小山村里，那天，我母亲让蛇咬了一口。
　　太阳沟所处位置并不在山沟里，而是高踞帕巴山的北坡，离沟底约有三千英尺。村里既无让人大快朵颐的特色佳肴，也无让人膜拜的圣地，更无供人凭吊的古迹。这是如遍布山野的乱石那样散落于意大利境内亚平宁山脉之间一百来个山村中的一个，被人遗忘，无人讴歌。村里的主街叫圣朱塞普街，是从公路岔出，沿山坡而下大约一英里后陡然拐成S形，蜿蜒从村中心穿过，最后在两百英尺深的山脚下，也就是山村的边缘处终止。那个七月天的下午，街上空寂无人，女人和孩子都躲在自己家里，关紧了百叶窗，以抵御苍蝇和酷暑。男人都下了田，他们是天色未亮时就去的，不到天黑不会回来。
　　但是我们家却没有男人下田干活。我父亲——他不是太阳沟本村人，而是附近的卡斯蒂勒西村人，那村子与太阳沟争锋已久——约在四年前移居美洲，当时我还未满三岁。我外公，就是我母亲的父亲（我们都住外公家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瘸了腿，一条腿的腿骨在战场上被马蹄踩碎，落下了两腿长短不一的残疾。腿肚上布满疤痕，那是一颗手榴弹造成的后果。他现在靠政府养老金以及仅有的几公顷橄榄树和葡萄园的租金度日。在村里，人们管他叫“村长”，因为自法西斯统治时期起他就一直担任此职，从未有人跟他争过这个职位。
　　午饭前，我母亲从邮差那儿收到一封信。每隔几个月我父亲总会有信给她。但是，在我母亲未来得及匆匆把那封信拿到她自己卧室前，我瞥见那信封上的细密的蓝色字迹又整齐又清晰——完全不是父亲写的那种狂乱潦草的字体，父亲的字体一点不像学校里女教师教我们写的那样：所有的字母都要像大小均匀的圈平整地排列成一行行。午饭后，我外公照例又去了迪?勒西开的酒吧兼食品店，喝一杯掺了水的酒，再玩一把斯科巴纸牌。（迪?勒西做生意门道可精了，午休时也不关店休息。）这时我母亲溜出了屋子，嘱咐我好好待在厨房里，温习学校的课本。
　　“你去哪儿？”我问她。
　　“去见个人。”
　　“见谁？”
　　“我去见的那个人，哪个男孩问的问题太多，他就割哪个的小鸟鸟。”
　　我母亲要我温习那几本课本，是因为我第一学年成绩不大好。老师是个来自塞克城的大骨骼女人，她的乳房如双峰般挺立，身体散发出浓烈的大蒜和香皂的混合气味。她让我带一张便条回家：
　　维托里奥?伊纳森特是个聪明孩子，就是太懒。但是如果太太您对他的学习不关心的话，那就无计可施了。
　　我上学毫无规律，我把许多该去学校上课的时间，花在和我的朋友法布里齐奥去爬帕巴山顶或者下河，分享他从父亲那儿偷拿来的香烟。那女教师一天下午来找我母亲，告诉她我旷课以及种种劣迹，却不料我母亲听了后只哈哈一笑。
　　“他只是厌学，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整天坐在那教室里够他受的。”
　　但是现在看来，我似乎得改邪归正了。
　　“我们要让那老师看看，对不？”我母亲说。“你长大后要做教皇。今年夏天，你要把和法布里齐奥一起去赶羊拉下的功课都补上。”
　　于是，我现在就坐在外公屋前的石条凳上，膝上摊开放着《初等数学》课本，翻到第三页。但是我心不在焉，感到浑身困乏懒散，这是每年这个时候常见的现象，特别是下午一点钟光景，太阳猛照，整个世界似乎都被暖洋洋的黄色的梦所笼罩着。附近，一群苍蝇围着鹅卵石路面上一堆畜粪飞舞，胆大的几只苍蝇停在粪堆上，嗡嗡地大声呼唤着同伴。
　　“是羊粪，不过味道还不错！”它们搓着手的样子活像我叔叔帕斯卡尔坐在一盘鸡蛋面条前的那副馋相。
　　从广场那方向，转过拐角，走来一群羊，后面跟着老安杰洛?达格内洛——我们叫他“赤色分子”，因为他是太阳沟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之一，不过，多年来始终不改的饮酒嗜好造成他的鼻子和双颊因毛细血管破裂而变得通红，使他的形象更符合他的绰号。他走路四平八稳，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双腿迈着缓慢的大步子，上半身合着步态上下跳动；手臂贴着身体两侧，只有一只手摆动着，边走边晃动一根短短的羊鞭，有气无力地打着裤腿。羊群走近时，羊粪堆上的一群苍蝇呼地一下全飞起来了。
　　“嗨，维托，”他大声喊。“你在这里干什么？这样在太阳底下干烤着？”
　　“我在温习数学，”我回答说，一边睁大双眼，翻过一页课本。“我将来要当教皇。”
　　“教皇！干吗只当个教皇？干脆当耶稣基督不就得了？”
　　我外公的房子坐落在镇子的边缘，与村里散落各处的房屋隔着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从我们这幢房子再往外不远处，鹅卵石铺的路就终止了，变成了泥道，坑坑洼洼的，尽是骡车轮子驶过留下的车辙印。羊群一走上泥道，就扬起一阵轻尘，如薄雾环绕着羊腿。在村中公用泉水池旁，安杰洛歇了一会，掬起双手，凑着泉水喷口，往口中送进一捧泉水。
　　我把手中的课本又翻过一页，听着沙沙的纸响，心里感觉一阵轻松。书上画着四个黑色发亮的苹果，其中两只分得很开，另两只则紧挤在一起。下面写着：1+1=2。课本似乎是要求我在苹果和下面的符号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可是，从课本上反射回来的阳光，使我困乏得睡眼朦胧，根本不想去找出这种联系。慢慢地我的眼皮搭拉下来合上了，一大堆巧妙地合在一起的苹果和数字，挣脱了课本的羁绊，狂乱地混杂成一堆堆的，在找的脑中飞旋。
　　我被一声低沉的叫喊惊醒。
　　这声叫喊——听起来像是男人的声音——是从我们家的牲畜棚方向传来的。牲畜棚位于房子临街一面的旁边，掩蔽在山坡里，牲畜棚的门却朝山沟方向开，门前有一方平地。我放下课本，沿着屋旁通向牲畜棚的弯弯曲曲的石头阶梯跳跃着往下跑。但是，当我跑到石梯最下面几级，转过牲畜棚拐角时，却突然止了步。牲畜棚门关着，但门下部的缝隙里一个尖细的头正转动着细舌：一条蛇！我幸好及时看见，一下子惊呆了，看着它摆动着又长又细的青绿色身体，从门缝中游出，消失在我母亲菜园里的一垄番茄叶丛中，叶子发出一阵轻微的簌簌声，这声音一直响到我外公宅地边缘的深沟里。这深沟是公用泉水溢流多年冲刷而成的。
　　在太阳沟，蛇长久以来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有些村民认为蛇长生不死，因为它们会蜕皮，于是在种植季节，这些村民就从贝尔蒙特村的女巫那儿买一种用蛇皮碾成的粉末，撤在田里，以期获得好收成。还有的村民认为从你右边游过的蛇会带来好运，从左边游过的蛇带来的是恶运，或者认为褐色的蛇主邪恶，而青蛇则主善良。但在太阳沟普遍流传的一句话是：“人一骄，蛇就到”。几乎没人怀疑，蛇尽管有种种其他特性，总是毒眼的化身。毒眼比基督教中的任何神祗和恶魔远更使村民们感到恐惧，他们佩戴用大蒜或者狼牙做的护身符，或者在门上方悬挂山羊角，避之惟恐不及。
　　但是，正当我注视着蛇游走的路径时，有人“咿呀”一声开了牲畜棚的门，露出一双墨黑的眼睛，从阴影处直视着我。那双眼睛里集中专注的神色，似乎想甩意志力将我逼退。我正要扭头跑开，那牲畜棚的门又打开了几寸。那双眼睛突然“呼”地一下如燕子般闪出牲畜棚，一接触阳光就神奇地变成闪闪发光的蓝色，明亮如火焰，把我惊呆了，而且使那个向我突袭而来的身影的面容模糊地一晃而过。我跌跌撞撞地往后退，栽倒在地，本能地举起双臂，想挡住一击。可是那打击并未发出，一会儿传来细树枝被踩断的声音，我知道有人随着蛇踪爬进了那深沟。
　　我跌坐在地上，脑袋一阵晕乎，嗡嗡直响，手掌在跌倒时擦破流出了血。沿着那条深沟长着的浓密的灌木、野草和小树，阻碍了我的视线，使我无法看到那边开阔的牧草地，但是我看到，在高处公路上，藏在拐弯处路边的一丛树木间，有金属物体在闪光。我注意看时，只见一个细小的人影在树丛下面的那片斜坡上往上用力攀登。又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发动的“突突”声，一辆小汽车猛地驶出树荫，几乎立即消失于山的拐角处，朝卡斯蒂勒西村方向绝尘而去。
　　然而，牲畜棚中仍有人。是我母亲：我走进去，发现她用水桶往猪饮水的水槽里倒水，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她头上方的屋梁上挂着一盏灯，燃烧着淡蓝色的火焰。
　　“啊，是你，”她转过身来说。她用手理着头发，拉下一根夹在头发中的稻草。“我还以为你在温习算术呢。”
　　“我所见有人喊叫，”我回答。
　　“噢，没什么事。我看见一条蛇。”
　　“不是你的声音，是个男人。”
　　我母亲噘起嘴唇，往一边扯动，每当她思考问题时就做出这模样。她在我面前蹲了下来。
　　“你下来时见到了什么？”她终于开口问。她眯细着眼睛，使劲盯住我看了一会儿；但我不吭声，她用手轻轻按住了我的肩。
　　“别怕，”她说，声音更轻柔。“也许别人也会这样问你。你怎么回答呢？”
　　又是一问一答：学校里女教师教我们课就用这办法，山村神父尼古拉神父给我们讲教理问答时也是这样。每个问题都有个恰当的回答。从你听到学到的每一件事，你只应该挑选必要的答案，别人想要的答案。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终于开口回答。
　　我母亲又眯细眼睛，使劲盯住我看了一阵，似乎在掂量我的回答是否郑重；但是，最后她俯下身体，吻了一下我的前额。她的吻是一种肯定，一时间似乎我讲的就成了实话，刚才我看到的那双奇特的蓝色眼睛不过是我自己精神迷乱而幻想出来的，是灼眼的阳光所造成的一种幻觉。但这时我注意到我母亲脚脖子上有两点红色的针刺般的痕迹。
　　“妈妈，”我说，“你脚上有血！”
　　我母亲低头看了看。
　　“我的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
　　她用手指去抹，结果小腿上都沾满了血。
　　 “赶快奔到迪?勒西的店里去，”她吩咐说，“叫他把车开来。就说我被蛇咬了。”
　　
　　第二章
　　安东尼奥?迪?勒西的酒吧坐落于圣朱塞普街的大S形拐道通向山村广场的人口，背靠土坝，土坝上建的是教堂和学校。我沿街奔跑，半道上就已经看见外公和迪?勒西在平台上打牌。迪?勒西已谢顶，且腰身粗壮，脸上皮肤打皱松弛，有一种不自然的生动表情，似乎戴着面具。
　　“妈妈给蛇咬了！”我大声喊。村里女人有些午睡后已经走出屋，坐在门前台阶上编织，目光紧盯着我往前跑，有些则从门内或从阳台上探出头看。
　　“快来！妈妈给蛇咬了！”
　　等我赶到酒吧时，我外公已沿着平台的台阶匆匆而下，一手扶住栏杆，一手紧握拐杖。
　　“安多！”他大声喊迪?勒西。迪?勒西张大嘴巴还在平台上站着不动。“你还在等什么？把车开过来！”
　　太阳沟就迪?勒西有车，那是辆破旧的菲亚特500型小汽车，是他在塞克城买的旧车。他不顾可能会引起村里人的忌妒，把车醒目地停放在酒吧旁边。一眨眼工夫我们就挤进旧车，我爬进车后狭窄的空间，迪?勒西手忙脚乱地帮我外公坐进前面的座位。
　　“算了，安多，别帮我了，我不是孩子，”我外公说，挥手让迪?勒西走开。“快进来开车。”
　　迪?勒西粗壮的身体挤进司机座，伸手去开发火装置。
　　“钥匙！我忘了拿钥匙！”
　　他又匆忙挤出座位，以广场中央向酒吧平台上方的阳台大声喊，一边用手遮住直射眼睛的阳光。
　　“玛丽！玛丽亚！汽车的钥匙在哪儿？”
　　“哦，安多！”迪?勒西的老婆骨骼粗大，体壮如牛，跑到了阳台上。“你干吗像个疯子那样叫？我怎么会知道钥匙在哪儿？你的车我什么时候开过？钥匙不在车里放手套那些东西的贮物箱里吗？你总是搁那儿的。你开车要去哪儿？”
　　迪?勒西快步跑回汽车，几缕稀疏的头发披散在前额上，满脸通红，腆着个肚子，活像前面长了个大葫芦。
　　“快点吧，安多，看在基督份上，”我外公说。“钥匙在这里，我找到了。”
　　迪?勒西的老婆还在阳台上看着我们。
　　“安多，你到底去哪儿，我刚做好你的午饭，饭冷了就只好喂猪了。”
　　“店你照料一下，”迪?勒西从打开的车窗大声喊，他的车摇晃一下急驶进广场。“村长的女儿给蛇咬了！”我从车的后窗望去，看见迪?勒西的老婆急速地划了个十字。
　　沿圣朱塞普街的屋前台阶和阳台上排满了女人和孩子。当迪?勒西左转右拐开车驶过狭窄的街道时，有些女人孩子挤到车窗前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劳驾，让让道！”迪?勒西高声喊，同时不停地按车喇叭。“你们没看见我们忙着赶路吗？”
　　我们赶到我外公屋前时，车后已跟着一大帮人，女人丢下手中的编织活或正在洗的衣服，跟着我们，紧随其后的是兜着尿布、走路还摇摇摆摆的小孩，因无人照看而大声哭喊着，年岁稍大的孩子则跑在车前面，学着迪?勒西的骂人话。甚至我的姑婆露西亚，我外公的妹妹，原本很少走出舒适的厨房，这时也来到前门，想弄清楚这一片喧闹声为的是什么，她那位先天性畸足的女儿玛尔塔从她身后的阴影处使劲睁大眼睛往门外看。但是，当我们的车在外公屋前停下时，车后人群的喧哗声却一下子低了下来，原来我母亲静静地坐在石条凳上，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条腿斜搁在另一条腿上，双手十指交叉整齐地放在膝上。她换上了一件新衣服，衣料鲜亮光洁，还印了花。这件衣服是我父亲寄来些钱后她在塞克城买的。而且，她已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迪?勒西踩了刹车。
　　 “维托里奥说你给蛇咬了，”他说，心中突然有点愤愤然起来。村里女人往后靠，让汽车停在她们和我母亲之间。“不错，”我母亲简短地回答，站起身来。她绕过车身，站到汽车靠司机的那一侧，那些女人给她让开道。“怎么，你不想让我坐进车来？”迪?勒西一阵兴奋之后正竭力想再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就慢慢地使自己镇静下来，从车里挤出身子。“你这副打扮不是让人以为你要去逛集市吧，”他边说边把车座靠背往前拉。在让我母亲坐进车之前，他探身进来又说：“维托里奥，你出来，在家等着。”
　　“不，”我母亲在他身后说。“我要他和我一起去。”
　　“算了，安多，”我外公说，“看在上帝份上，就让她进车来，我们上路吧。”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这事有点可笑，”迪?勒西低声咕哝，还在为我母亲出人意料的镇静感觉不快。但是，我们的车终于嘎嘎地发动起来，朝公路方向驶去，把村里那些女人抛在车后。我的几个同学与我们车子并排跑了一阵，但因尘土飞扬而放弃。我外公和迪?勒西摇起车窗。泥路坑坑洼洼的，把汽车颠得“格格”乱叫。外公这时终于在座位上侧过身子，皱着眉把脸转向我母亲。
　　“你什么地方给咬了？”
　　“脚踝上，”我母亲回答。
　　“你干吗不用东西把腿扎紧？”
　　“我没想到。”
　　“维托里奥，”我外公说，“把你的衬衣脱下来。”
　　我母亲帮我解开衣扣，然后把衬衣从我背部和双臂褪下，就像她平日帮我准备上床睡觉时那样。
　　“你被蛇咬有多久了？”我外公问。
　　“大约十分钟以前。”
　　“在伤口稍上处扎紧。”
　　我母亲把衬衣在自己腿肚子上打了个结。
　　“维托里奥，帮她把衣结拉紧。你拉住一头，她拿住另一头。拉到感觉痛为止。”
　　我用尽全力拉我这一头，而她则拉住她那一头。布条深深地勒紧她的腿，周围的皮肤变成了白色，但我母亲既没退缩，也没皱一下眉头。在村里，我母亲不怕痛是出了名的。大家都传说有关我出生的故事，我母亲连着三个星期都没把我生下来，但她照样与其他女人到河边洗东西，我出生那天终于到来时，我母亲一声不吭，接生婆还以为她睡过去了呢。我母亲在家里烘烤面包时，我看见她徒手从壁炉里抽出火烫的砖，举着砖利索地一下子放进烤面包炉。
　　“再用力拉，”我外公说。
　　我们又使劲拉衬衣的两端，布条勒进我的手掌心火辣辣地痛。我母亲拿起衬衣松散的两端，整齐地打成一个结。我原以为蛇毒会影响她动作的利索劲，但看来并没有。她没哼哼地叫疼，也没晕厥的迹象，双眼依然明亮警觉，嘴唇舒展着，似笑未笑的样子，似乎在回忆某件令她愉快的事。但是她的脚踝开始明显地肿了起来。
　　“你决不能让伤口上的血流到身体里别处去，”迪?勒西说。我们的车已经驶上了公路，迪?勒西正在加快车速。“还记得那外乡人朱塞普在群猪沟下被蛇咬了那事吗？他那时正在自家的葡萄园里锄地。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发生的那样——因为蛇毒在他身体内扩散得太快，他们只得把他的腿给锯了。”
　　“别说傻话，”我外公说。“他们锯了他那条腿，是因为有个笨蛋用生锈的刀想把那蛇毒刮出来。你车开慢一点。这些路造了是跑骡子的，不是用来跑汽车的。”
　　这公路与通向太阳沟的小道相比，坑坑洼洼要少一点。几场春雨过后，施工队曾来过，把从乡下运来的大小石块粉碎成粗砂砾，填进路面上的坎沟和凹坑。但是，这条公路是沿山腰开凿出来的，随山势盘环，路线变化不定，如果遇上迎面而来的汽车或大车，不容你有半点闪失，一边是壁立的坚石，另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中间只有几英尺的空间。可是，迪?勒西拐弯过山角时又猛又快，我和母亲在后车座上身体晃动，互相撞击。
　　“看在上帝份上，安多，没必要让我们都跟你去送死，”我外公说，但是迪?勒西没放慢车速，而是猛按车喇叭来及时警告山角拐弯处占道的任何人或车。他刚与牵着一匹驮满干草的骡子的农民擦肩而过。
　　“这些该死的农民，”他恨恨地说。“他们大多以前从没见过汽车。”透过后车窗我看见那匹骡子的干瘦的主人愤愤地对我们举起拳头。
　　迪?勒西这时把视线从公路挪开，飞快地朝后车座斜扫了一眼。
　　“那蛇什么颜色？”他问道，有点气喘吁吁。
　　“青色的，”我未加思索地回答。
　　“青蛇？你也看见了？好，青蛇比褐色蛇好。蛇是从你右边还是左边来的？”
　　迪?勒西兴致勃勃谈开了蛇经。
　　“收起你那套迷信吧，”我外公说。“对蛇你懂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们，那个外乡人朱塞普……”
　　“我们不想听那个外乡人朱塞普的事。”
　　“好，对不起，我只是想——”
　　“你只要想着开车就行了。”
　　迪?勒西沉默了一会儿，集中精为想把一群迎车走来的羊逼到一边去，一只手不停地按车喇叭。我们的车艰难地从羊群边驶过，那羊倌狂舞着手中的羊鞭，把最后面的几头羊赶着排成单行，紧贴着山崖。可这时迪?勒西又准备好开始再一轮发问。
　　“蛇在什么地方咬的你？”
　　“安多，你听见我几分钟前刚说过。咬在我的脚踝上。”
　　“对，我当然听见了，咬的是脚踝，但我问的是，蛇咬你脚踝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在太靠近蛇的地方。”
　　“嗨，对不起，克里斯蒂娜，我问的可是个简单的问题。”
　　“你问的问题太多了，”我母亲说。“你像个老太婆。你在那个酒吧里坐得太久了，老听别人的胡说八道。”
　　“也许医生需要知道这些情况。如果我们到医院之前你晕过去了，那怎么办？那外乡人朱塞普——”
　　“对不起，安多，我被蛇咬时人在哪儿，关医生什么事？”我母亲说，语气中有点气恼。“我在教堂里被咬，还是在牲畜棚里被咬，那有什么区别？”
　　迪?勒西沉默了一会儿，思索着，那样子就像他在店里算一笔金额。
　　“这么说，你当时在牲畜棚里，”他终于开口说。
　　“不错，对，我当时就在牲畜棚里！你现在满意了吧？”
　　迪?勒西确实看来突然平静下来，感到高兴了，我母亲的气恼好像让他占了上风。他沉默了一会儿，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视着山沟，似乎是表示，是否再继续发问，现在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了。我们的车驶近塞克城时，他的脚踩了一下离合器踏板，调到低速挡，排挡异常平稳地咬合上了汽车引擎。
　　“那你在牲畜棚干什么？”他终于又开口问。
　　“嗬，安多，够了！”我母亲说。“在牲畜棚里还能干什么？我在喂猪！“
　　我外公似乎一直都在注意迪?勒西开车，没仔细听他们说话，这时突然把头转向后车座。“我还以为你上午已喂过猪了呢。”
　　“我在看它们喝的水够不够，”我母亲不耐烦地说，把头转向车窗。“我今天上午没时间往水槽里放水。”
　　这爱管闲事的迪?勒西，真是个精明透顶的人。他知道了发生在我家牲畜棚里的事？知道了那双向我猛扑而来的蓝色眼睛？还是仅仅凭借村里人的那种本能，猜到每桩简单的事件后面总潜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丑事？不管怎样，他这时已在我母亲平静的表面上激起了一阵细浪，而且即使他的这个细小的发现从长远来看没有多大意义，但至少他有了某种优势。毫无疑问，几星期后，人们会看见他俯身倚在他那酒吧的柜台上，向某位酒客窃窃私语：“当时那老头转过身去对她说，‘但是你上午喂过猪了’。你上午喂过猪了。我那时就猜到了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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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塞克城的医院位于城郊，是一幢高围墙的中世纪建筑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是个孤儿院。我们穿过几扇高大的门，走进一间很大的候诊室，室内充满低语和呻吟声，到处是人，有倚在墙上的、坐在地上的，还有如鬼影般拖着腿四处游荡的——大多是容貌粗陋的农民，有些人穿着星期日才穿的盛装，挺不自然的样子，但是许多人仍穿着邋遢的工作服，细心地呵护扎着绷带的手或腿，或者通过低声呻吟以及苍白的肤色显露出体内的病痛。室内惟一的光线来自一面墙上高高的两扇窄窗。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却没点着。有几个婴儿在哭，但他们的哀号声似乎被笼罩在室内的近于宗教式的敬是气氛压抑住了。我记起自己还光着脚，只穿着内衣裤，突然感觉羞愧起来，就好比以前做过的梦，梦中发现自己身在学校或教堂里，却不知怎的竟然光着身子。
　　在室内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后坐着一个穿护士服戴护士帽的女人，正用一个小刷子费劲地在自己的手指甲上涂一种带颜色的液体。迪?勒西由于自认为身份重要而兴奋得满脸通红，在我们前面一头冲了进去，直奔那护士，脚下跨过一个平躺在地上、一条腿扎着绷带的男人，这男人紧闭者双眼，双手垫在脑后权充枕头。
　　“这女人被蛇咬了，”迪?勒西说。“看看她的脚踝肿成了什么样子。”
　　候诊室内安静了下来，十几个脑袋朝我母亲的方向转过来。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太婆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自言自语地咕哝了几句。甚至那个腿上扎着绷带的男人也睁开了眼，一下子坐起了身子，关切地观望着。我母亲的脚踝这时已肿成了西瓜模样，拖着腿走，活像我的表姐玛尔塔拖着她那先天性畸形足走路的样子。她倚着我的肩膀往前走。
　　“你必须填张表格，”那接待的护士说。
　　这时我外公走到了桌前。
　　“要过多久她才能看上医生？”他问，身体沉重地倚在手杖上。“她已经被蛇咬了一个多小时了。”实际上迪?勒西一路上赶得紧，从我们离开太阳沟时算起也许过了不到十分钟。
　　那接待的护士长着一张孩子似的开朗的、讨人喜欢的脸——漆黑乌亮的双眼大如核桃，小巧的鼻子在鼻尖处微微上翘。可是对我外公那副急切的样子她似乎无动于衷。
　　“你可以看得出医生今天很忙，”她说，朝拥挤的候诊室斜扬起下巴。
　　迪?勒西伸手摸裤袋，抽出一张钞票，团在手掌心里。他小心翼翼地把钞票放在桌子上，用手指推着给接待的护士。那护士拉开一个描屉，让迪?勒西的手指把那张钞票塞进去，然后用手肘把抽屉推上。她耸了耸肩。
　　“我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她说。
　　“去找个地方与你妈坐在一起，”我外公对我说。“帮她把扎着的布条松一松，在心里数到三十，然后再扎紧。”
　　我母亲已有一阵不开口说话了。她的眼皮已经搭拉下来，眼神有点呆滞，走路时摇摇晃晃，就像赤色分子安杰洛喝了一瓶酒后那模样。我四下张望，想在候诊室内找个坐的地方。那个腿上扎着绷带的男人做手势让我过去。他挪动瘦弱的身体，空出身边的一块地。他用手擦擦地面，但地上的污垢似乎永远擦不去，一层灰色已经掩盖了下面大理石绿褐两色相间的斑纹。
　　“那蛇什么颜色？”我们在那男人身边坐下时，他悄声问。我母亲困倦地望了他一眼，却不吭声。
　　“青色的，”我说。一阵低语声传遍了整间候诊室。
　　“青蛇是好兆头，”那男人说。“也许你们会有好收成。”
　　他帮我把我母亲的止血带松开，我同时在心中数数。肿胀部分这时向她小腿上部延伸。当我们把止血带又扎紧时，它勒进肉里，像扎香肠的绳子那样。
　　“你会照料我的，对吧，维托里奥？”我母亲说，咧开双唇，露出困倦的笑容，但是她的说话声听起来像梦呓，从遥远处传来。
　　“蛇毒正在扩散，”那男人从我母亲伸展开的腿的上方探过身来对我说，样子似乎是以为我母亲不会听见他的话。他用手指顶着自己的头部，来回转了几下。“蛇毒开始影响脑子了。”
　　他跟我说话口气直率，像是对大人说话似的，声音很低，坦露出信任，把长着灰白胡须的脸靠近我。
　　“现在他们至少有药了——要在过去，嗨，该说拜拜了！只要见了医生，她就会没事的。如果他们都帮不了你，光祈祷一声就打发你回家，那就糟了，就像躺在那边门口处的那一位。”
　　他朝一个长着乌黑头发的男子指了指。候诊室里就只有这几把椅子，这男子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一只手臂缠着血污的破布。他把那手臂紧抱在胸前，似乎抱着个孩子，微微摇动着，轻轻地自语着。
　　“医生对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朋友说。“不到一小时前警察送他来这里。他为了一只鸡跟邻居打架。那邻居拎着杆猎枪过来，两人开始大吵大嚷，砰！接下来的事情你知道，他的手没了，被一枪打掉了。就为了一只鸡！还有他边上的那个男孩，眼睛包着的那个。就因为他一只眼睛绿，一只眼睛咖啡色，一些同学觉得逗他玩很开心。他们讲他有恶魔附身，你猜他怎么着？他拿了根棍子，啪！一下子全结束了。他捅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
　　但是，这时门口一阵骚动。一个年轻女人因腹部疼痛而弓着身体，由一个身穿黑衣的年纪较大的瘦小女人带着走进来。那年轻女人跨过门槛时，身体一阵抽搐，一股青绿色的呕吐物从口中喷射而出，直冲地面，溅在附近或坐或站的人们身上。坐在接待桌后的那位护士正与我外公还有迪?勒西填那些表格，这时抬起头来，皱起鼻子。
　　“比阿特丽斯！”她大声吼道，从她纤细的喉咙发出的音量让人吃惊。“拿个水桶来！还有拖把！”不一会儿从一条走廊里匆忙奔来另一个护士，与接待护士比，稍嫌粗壮，姿色平庸。她开始清扫地上的呕吐物。那陪年轻女人来的黑衣妇女这时已把自己所照料的人扶着靠在墙上，自己走到接待桌前我外公和迪?勒西身边，用一种沙哑尖细的声音开始不停歇地哀求：
　　“我求求您，小姐，我求求您，我女儿快不行了。我现在就只剩下她了，其他人都死了——这真是造孽，我跟你讲。一定让医生救救她——”
　　“对不起，太太，”迪?勒西插进来说，“这位老人的女儿被蛇咬了——”
　　但是，那女人似乎没听见他的话。
　　“都是妒忌造成的！”她大声哭叫。“‘造孽啊！”她突然开始一阵哭葬礼似的哀号，哀号声在室内回荡，使人们在自己坐立的位置上不安地移动着身体。但是，她的哭声似乎还使这些人兴奋起来，为哭声转移了对自已病痛的注意力而感到高兴。“真可怜，”他们悄声说，甚至那个一只手臂只剩下一截血污残肢的男人，也停止了含糊不清的自语，抬起目光看了一会儿，一边还悲哀地摇摇头。我的奶奶也曾这么哭过，那是爷爷维托里奥——那是我老爸他爹，叫维托里奥?伊纳森特，与我同名——在圣朱塞普节那天，在自家厨房突然倒地死去的时候。同样是那种拖着长腔呻吟似的哀号，让人听了心里发颤，仿佛是从深不可测的心底发出，糅合了多少岁月的全部痛苦。我爷爷是个令人生畏、不讨人喜欢的人，似乎总窝着一肚子闷火，等着哪颗火星去突然引发。虽说他一直对我奶奶很刻薄，在他暴躁打骂中，我奶奶像只困在笼中的惊恐的野兽，虽说他临死前还对她挥舞着烧火棍要打她，但她还是为了他的猝死而哀号不已，似乎没有比他的死更使她蒙羞的事了。对我来说，我爷爷的死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是上帝的意志所为——刚才还涨红着脸对我奶奶大发其威，一会几却面容灰白、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他僵硬的脸上那瞪大的双眼带着震恐的神情，他的暴怒突然从厨房像一阵轻烟似的消散了。我总觉得他的暴怒似乎无边无际，会不断升级，直到毁坏他周围的一切。那天下午的事爆发突然，就好比草堆着了火，迅速蔓延。当时我叔叔帕斯奎尔谈起了我父亲。
　　“只有马里奥最能干，”我叔叔说。他正与昂巴托叔叔讲庄稼的事。“我们其他人只能做牛做马过完这辈子了。”
　　我叔叔说这句话时正困倦地靠在椅背上，用手肘把餐盘推开，叠着手按住肚子。看来他似乎根本没有做牛做马的感觉，只是说了句玩笑话而已，可把我祖父气得突然瞪起了眼睛。
　　“没有让你吃饱饭吗？”他说。“一直没让你吃饱饭吗？”
　　接下来是我的几位婶婶和我奶奶设法让他息怒，结果反而使他气上加气，似乎是他觉得自己有道理，断定什么东西也阻拦不了自己这么生气。
　　“马里奥这个，马里奥那个——他会死在美洲的，你们全都跟着他去吧！你们认为他跟父亲作对没错是吧？你们以为他在那儿过得像个国王是吧？我告诉你们他住的是什么地方，住在鸡窝里！住在他妈的鸡窝里，看在基督份上！还留下自己老婆像个野鸡似的到处去野！”
　　听到这里我感到我母亲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直了。但这时我祖母突然发出一句申斥也许是喊叫声，而我祖父坐在椅子上转过身去抓烧火棍。不一会儿，他的下巴就搭拉下来了，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拳头猛地击中他的前胸，他就这样死了。看到他无力地躺在厨房地上，我暗暗高兴——至少在我奶奶开始大声嚎哭，而我意识到死亡肯定是件可怕的事、甚至比我爷爷的暴怒更可怕之前，我是感到高兴的。我从来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会可怕，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就说在太阳沟吧，过个把月就会有一支送葬的队伍沿着圣朱塞普街，弯弯曲曲地向墓地走去，人们的生活似乎也没因此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但现在，当我坐在医院冰冷的地面上，看着那穿黑衣的女人恳求那位接待的护士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受到了致我爷爷于死地的重拳的猛击，使我透不过气来，因为有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中，好比水塘中浮起了一个水泡，那就是像我母亲对我来说这样重要的人物也会死去。我转过身去看她，心想这果然发生了。因为她双眼紧闭，下巴就像我祖父猝死时那样搭拉张开着。
　　“死啦！”我大声喊。“我妈死啦！”
　　这下子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那黑衣女人身上移开，集中到了我母亲身上。迪?勒西走过来，挤进正往我们身边围过来的人群。
　　“往后站！”他大叫。“往后站！看在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份上！”他走到我们身边，弯下腰，用力拍打我母亲的脸颊。但是，尽管她的头歪到了一边，她的下巴仍未合上，眼睛也没睁开。终于，我外公从迪?勒西身后挤了上来，苦着脸蹲下身抓住我母亲的手腕。围着我们旁观的人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候诊室突然变得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外公终于开口说：“她是休克了。大家靠后点，让她透口气。”围着的人群一时站着不动，仍伸长脖子，但在我外公的敦促下，人群慢慢散开，小声议论着，叹息着，表示出松了口气，一边还低声祈祷着。
　　这时从附近走廊里回响起脚步声，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医生进来。从我坐着的地方望过去，那医生的个子似乎差不多要碰到天花板了。这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五官轮廓分明，黑发光溜溜整齐地往后梳着，纹丝不乱。他身穿白大褂，一尘不染，皮鞋擦得锃亮，可以照见人影。他从细巧的金属框眼镜后面望一下候诊室，然后转向接待护士。
　　“下一个是谁？”他问，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但是那腿上扎绷带的男人说：“先给那位太太看吧，”候诊室内其他人一片嗡嗡声，表示同意。
　　“她给蛇咬了，”迪?勒西补充着说，又带上了一种权威的口吻。“她休克了。”
　　那医生低头看一眼我母亲，皱起眉头。
　　“很好，”他说，然后向走廊那头大声叫，“比阿特丽斯！拿担架来！”
　　比阿特丽斯匆匆沿着走廊又走了过来。
　　“担架床都有人用着，医生，”她说。
　　“那副呢？”医生用手势指着走廊尽头的一副担架床，从我坐的地方刚能看到。但是那副担架床上有人躺着——上面盖着床单，勾勒出那人的鼻子、腹部、双膝和脚趾的轮廓。
　　“哪个人来把他放在地上，”医生说。“他不需要再照料了。”
　　候诊室内响起一阵紧张的脚步声，却没有人上前去把那尸体从担架床上移开。最后，还是那位腿上扎着绷带的男人撑起自己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沿着走廊走过去。
　　“嗨，”他回头叫，“哪个人来帮我一把。”
　　“去帮帮他，”我外公对迪?勒西说。
　　“可是，对不起，”迪?勒西说，“那是个死人啊！”
　　“既然是死人，他就不会再吭声，”我外公说。
　　迪?勒西一面咕哝着骂人，一面抬起尸体的一端，腿上扎绷带的男人抬起另一端。当尸体被抬离担架时，中间直往下沉，但当那两个男人把他安放在地上时便又直了。尸体以坐姿抵靠着一面墙，像一块木板。迪?勒西吃力地俯身向前，用手指尖去挑那床单上的不平整处，从那儿露出了一只苍白的手。
　　“算了，安多！”我外公说。“别动它了！”
　　当他们抬起我母亲时，她身体也像一袋粮食似地往下沉。迪?勒西抬她的双脚，想用一只手臂夹住她的双脚，可腾出另一只手臂扶住她的腰。但当他伸出手去时，却伸到了她衣服里面而不是下边。他红着脸赶快把手又抽了出来。
　　“你要占便宜还是现在占，”那医生奇怪地笑着说，好像我母亲根本没病，只不过是睡着了。“你以后要这么干，她可不会放过你。”
　　我母亲被安顿在担架床上，比阿特丽斯给她盖好毯子，把她推走了。医生最后朝候诊室又草草地扫了一眼，然后远远地跟着比阿特丽斯往前走，他的鞋跟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回声渐渐地消失在昏暗的走廊里。
　　
　　第四章
　　我母亲被蛇咬却挺了过来。第二天，迪?勒西带我和我外公去医院看她。她被安置在二楼的一间大病房里，有三十来张病床，躺满了瘦削的生病女人，低语和轻声呻吟像风声似的充满了整间病房。我母亲身体倚靠着枕头，脸色又恢复了正常，又长又亮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在这凄凉的环境中出落得像朵鲜花。
　　“你就这样把我留在这儿，和这些老太婆睡在一起，”她说着把我拉到她身边，“而你自己拼命在外面四处乱跑。你在温习你的那些课本吗？”
　　“你什么时候能回家？”
　　“如果让我决定，我想现在就回家。他们这里做的番茄酱，用的是血再掺点水。他们上午从你手臂里抽出血来，到下午放在你吃的东西里让你再吃进去。”
　　在我母亲病床两侧睡的是两个皮肤苍白起皱的老太婆。一个正心无二用地做祈祷，一手拨弄着一串念珠，另一个闭着双眼躺着，嘴巴半张开，一棍塑料管从悬挂在床边的玻璃瓶往她手臂里滴注着药物。
　　“为什么那女人手臂上要插那个东西？”我低声问。
　　“因为她快死了，”我母亲说。“这里每个人都快死了，就除了我。”
　　那天下午，我把吃完草的羊群赶回牲畜棚时，在谷草堆里发现一副有人丢在那儿的墨镜。我把它拿进母亲房间里，用细细的金属镜脚紧夹在自己耳朵上，盯住墙镜中我自己陌生的身影仔细看。我看上去像个身材矮小的士兵：因为通常只有从服役部队回家休假的士兵才戴墨镜，有时候他们戴的墨镜镜片如镜面般光亮，上面照出你自己的身影不但矮小还变了形。
　　大约一年前，我还捡到过另外一副墨镜，是在母亲带我去河边的时候。那是一个春日，刚下过雨，山坡上覆盖着厚厚一层地毯似的绿草，空气清冽，整个世界好似镶嵌在玻璃框里，绿树、山岩以及在空中盘旋的麻雀，衬着蓝天和绿山坡，在清新的空气中被刻画得如此精细，显得生气勃勃。小河因春雨而河水陡涨，我们沿着河边涉水走了一阵，我母亲的裙子边因湿了水而变得半透明，紧紧地裹住大腿。接着我们走过一座由水中巨石形成的桥，到了对岸。我母亲领着我沿一条夹在小河和山崖间的小道往前走。很快我们走到一个隐藏在山崖壁幽暗处的大洞前，洞口十分齐整，很可能是人工挖成的。一小股溪流从幽暗处流出，朝小河方向流去。溪流似乎是从山石间冲刷而成，蜿蜒曲折如爬行的小虫。
　　“这是口温泉，”我母亲说。“温水是从地下出来的。我还是小姑娘时就常来这儿。”
　　“这水怎么变热的？”
　　“不知道。也许是魔鬼把水烧热的。”
　　山洞里空气污浊还有股怪味。一段沙质地开阔处便是一个大水池，池中心直冒水泡，好像水烧开似的，但我把手浸在水中时却只感到温热，觉得怪舒服的，就像冬天里母亲为我烧的洗澡水那样。山洞底阴影处，洞顶和地上都长出齿状的山石，有些山石上下连接在一起形成银白色的石柱。我和母亲一起在水中洗澡。她在爬进水池与我一起洗之前，把衣服随意地褪落在山洞地面上，全裸着在池边站了一会儿，身体平滑光洁，好像她刚褪去了一层老旧的皮肤。
　　母亲告诉我，除了她没别人知道这个山洞。但是，我们穿衣服时，我却发现了那副眼镜，夹在一块山石和洞壁之间，一块镜片破了。
　　“我可以留着它吗？”我问。
　　但是，我母亲赶紧一把从我手中抓了过去。
　　“你没见它已经破了吗？再说你戴着也太大。对你眼睛没好处。”在回家的路上，她把那副眼镜抛在河中。
　　我这次捡到的眼镜是完好无损的。当我戴着眼镜站在我母亲房间的阳台上往外看时，整个世界带上了一种蓝绿色，使我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但是我不想戴这副眼镜在村里走，也不想给我的好朋友法布里齐奥看，而是把它藏到床垫下，好像它是危险品似的。第二天一早却发现眼镜片被床垫弹簧压碎了，床下满地都是墨镜片的玻璃碎屑。我用手帕把玻璃屑收集拢来，与眼镜架一起拿到我放羊的那片草地上。然后，我闭上双眼，迈着晕晕乎乎的步子，歪歪扭扭地朝前走了五百步，依然闭着眼睛跪下身体，用手指盲目地挖土，直到挖出了好像够大的一个洞，把残破的眼镜埋了进去，然后我站起身又漫无目标地歪扭着走了五百步。这样，当我终于睁开眼睛时，已无法确定究竟埋在何处。我肯定，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能发现这副眼镜。
　　我母亲住了三天医院。当迪?勒西和我外公接她回家时，迪?勒西那辆菲亚特500型汽车顶上捆着一张床垫。我坐在外公屋前的长条凳上，看见那辆菲亚特咣当咣当地沿公路开来，车身后扬起一阵阵尘土，车顶上的床垫摇摇欲坠地倾斜着，把捆着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维托里奥?伊纳森特先生，”汽车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我母亲走下来坐到我身边说。虽然她看上去表情比往日严肃，但现在已毫无刚经历了一番磨难的迹象，头发往后盘成了一个髻，她头发平日不这么梳。“伊纳森特教皇，梵蒂冈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元首，近来可好？我们的教皇是不是一直在温习数学啊？”
　　“我不再想做教皇了，”我说。“我想做耶稣基督。”我母亲听了哈哈大笑。
　　“你这样想太迟了。当天使降临时，你妈已经和圣约瑟睡在一起了。”
　　“你就这样跟你儿子说话，”迪?勒西说，一边费劲地从车顶往下搬床垫。但他说这话比往常更带教训人的口气，也没有了与我母亲说话时通常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自卫心理，而我母亲的回答也显得比平日更恼火：“我们都知道你怎么教你自己孩子的。怎么在农民买50克盐时做手脚。”
　　我外公从车后绕过来，躬身拄着拐杖在我身边坐下，嘴里咕哝着，还往街心吐了口唾沫，那唾沫在阳光下如彩色玻璃片似地闪闪发光。他的眼睛朝公路方向凝视著。
　　“安多，看看你能不能找个人帮你一把，把床垫拿进去。”
　　“妈，”我低声问。“这床垫给谁用？”
　　我母亲耸耸肩。
　　“问你外公。是他买的。”
　　“是给你用的，”我外公说，声音又干涩又不自然。"下个月，你就七岁了。到这年纪就不能与母亲一起睡了。”
　　工厂生产的床垫在太阳沟可是个稀罕物。通常，村里人用的床垫是在家里自制的，在谷草外面蒙细麻布，甚至我和母亲睡的羊毛床垫也是家里自制的。我母亲告诉我，那床垫是多年前用剪下的羊毛填充的，是为了她和我父亲结婚做的。按村里的标准衡量，我们算个殷实户——有父亲的汇款，加上外公的养老金和收取的租金，而且我家只有三人过活。现在我外公给我从塞克城买了个床垫而不是在村里自制一个，这就说明了我家有钱。
　　但是，我不想和这张新床有什么干系。那一整天，我母亲在隔壁那间闲置不用的布满灰尘的房间里为安放那张床铺做准备，我却一直在思索这强加在我身上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父亲回来，他不会让你和母亲睡，”法布里齐奥一次与我去山里抽烟嬉闹时对我说。“他要做生小孩的勾当。像羊那样。”他还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个圈，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插进去，来回抽动。
　　我最后断定是我父亲的缘故让我不能再唾在母亲床上。尽管他远隔重洋，身处何方，但他似乎总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控制我，看透我的生活，就像上帝能看透我的心思一样。对父亲具有这种能力，我不感到惊奇，因为在我心中他就像个幽灵，像某个形象模糊的鬼魂或是某种形式的存在，有时候会凝固成实在的人的形状，却不言不语，然后又一下子突然神奇地化散开去，变得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我母亲曾告诉过我她是怎样遇见我父亲的，那是在卡斯蒂勒西村过圣朱塞普节的事——他从部队回来休假，穿着卡其布军服，戴着军帽，所有的年轻女人都想获取他的青睐。
　　“但是就因为我对他不理不睬的，他倒先请我跳舞。我们就跳了，跳的是塔兰台啦舞（意大利南部的一种轻快的民间舞），他牵着我拼命转，出了一身臭汗，这时我听到‘滋’的一声，你父亲的脸一下子红得像西红柿。原来他穿的裤子从中间开了缝。”
　　但是，每次当我想唤起父亲穿军衣戴军帽跳塔兰台拉舞的形象时，我心中出现的总是一种闪烁的影子，就好比在夏天热浪蒸腾中的物体，飘忽不定。我母亲几乎不谈他别的什么事，家里又没他的照片，因此我有时候会想象他根本没长着脸，仅仅是一个模糊朦胧的影子，像有一幅帷幔将他遮掩起来，与世人隔绝。
　　我们现在与父亲之间惟一坚实的联系是每隔一个月左右能收到他的信，但是我母亲从来不给我念那些信。有一次我从壁炉里捡回了一封我母亲扔进去的信，拿到外面草地上去看，但是父亲字迹潦草，我什么也看不懂。有一段时间，我们去他在卡斯蒂勒西村的老家玩时，能听到有关他的片言只语，但是自从爷爷去世以后我们还没有见过他老家的人。在丧礼上，我的特拉莎姑姑，那是我父亲最小的妹妹，隔着教堂走道对我眨眨眼，后来帕斯奎尔叔叔帽子拿在手上走上前来，对我母亲说了些什么，使她笑了一下，但是我父亲的其他几位兄弟姐妹却直着腰冷着脸，别过身就走了。我们没等到我爷爷下葬就回了太阳沟。
　　然而有时候，我父亲的形象会从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像一段梦境似的出现。这是个英俊结实的男人形象，坐在桌子一头，黑色短发油光光地往后梳着，能很清晰地看见他的脸，五官轮廓分明，却因愤怒而变得僵硬扭曲。我们当时一定是住在卡斯蒂勒西村的爷爷奶奶家，因为也出现了他们的形象。他们阴郁地坐着，弓着背烤火，那火快熄灭了，他们周围正变得越来越暗。我看见父亲从桌子上拿起什么，一只盘子还是一只碗，朝坐在桌子对面包围在阴影中的母亲扔过去。我还看见当那东西砸在我母亲脸颊上时，我爷爷奶奶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母亲退缩着，嘴唇做出尖叫和因恐怖而又发不出声音的样子。这回忆是模糊而虚幻的，因此我也说不上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我在这里面看见的男人真的就是我父亲，还是仅仅是我想象为我父亲的另一个男人。但是，在我母亲的一边脸颊上确有个小小的几乎看不出的疤痕，疤痕的皮肤稍淡，像个不相连接的小十字形。
　　我的新床垫换下了旧的草床垫。这草床垫是我母亲童年时期的遗留物，爬满了床虱，还透出股霉味，下面因年久而弯曲的木床架上用的不是弹簧垫，而是用劈开的木板作的铺板。但足这床架放新床垫是太大了，床架两边都多出一英尺那么一截，床单和毛毯铺上去会从两边张开，就像小鸟的翅膀。房里除了床还有一把柳条椅，可以让我挂衣服，还有一只床边柜，放蜡烛或台灯用。房间的右上角张着银白色的蜘蛛网，那是我母亲打扫时遗漏未扫清的。这房间多年来无人居住，也许大约五十年前这幢房子造好之后就无人住过。造这房子用的钱是曾外公从美洲寄回来的——我外公家一直人丁不旺，从不会住满每个房间。我外婆先生下的两个孩子都因病早天，待生下第三个孩子即我母亲时却丢了自己性命。这个房间可说毫无历史可言，我第一晚住在那里，孤零零一个人睡在新床垫上，身体又僵直又别扭，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被遗弃的气氛，沉重地包围着我。
　　我母亲的房间里放着一张金属床架的大床和大衣橱，墙上挂着些照片，一张是我母亲身穿第一次领受圣餐时的盛装拍的，因年岁悠久而发黄；另一张是她和她的同学们站在塞克城的中学前拍的；房内的气氛又温暖又令人安心，充满着我母亲的气息，床单上留着她身体的气味，那是星期天或赶集市前有时洒在手腕和脖子上的香水味。房内还充满着这些年来我睡在这房里的回忆，有几百次我在半醒半睡中感觉到她溜上床睡在我旁边。
　　但是，我母亲房里也有鬼魂——大战期间，有两个德国士兵在那里过过夜。我外公曾指给我看那卧室墙上的弹痕，那是其中一个士兵用枪打蜘蛛留下的。
　　“从这里到卡普拉科特都能听到那声枪响，”他说。“可当我走上楼来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时，只见他们在床上翻滚，笑得像俩疯子。‘我刚打死了一个蜘蛛！’其中一个喊道，好像做了一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似的。打那以后，我就让你妈把自己反锁在牲口棚里。”虽然后来我母亲告诉过我，那两个士兵下来到牲口棚后面解手时，她曾和他们在草地上愉快地散了会儿步。
　　夜间睡在我母亲房里时，我曾透过阳台门上的薄纱窗帘看见过这两个士兵的鬼魂，嘴唇；上叼着香烟，还听见风吹动枪口碰到阳台栏杆的金属撞击声。现在，我躺在自己陌生的床上不舒适地移动着身子，设法避免朝左侧睡，那会令人倒霉的，我听见母亲走上楼梯的拖鞋声，听见她开了虏门后又关上，以及她床上弹簧的吱嘎声。当我恍惚入睡时，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金属撞击声，今天夜里我命该如此，因为我把母亲孤零零地留在她房里，成为幽灵的猎获物。风轻拂着我自己房间的阳台门，吹进门来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可怜的小家伙，”风轻声说，“可怜的小家伙。”但是传到我耳朵里的仍是那两个士兵的低语声，他们在我母亲房间的阳台上交谈，最后把步枪挂在肩上，蓝眼睛在黑暗中如火焰般的发光，走进了我母亲的房间。
　　“该走了，”他们说，我母亲睁开眼睛，轻轻地把被子推到一边。她已穿好了衣服：她一直在等着他们。她无声息地跟随他们出了房间，走下楼梯。他们在大门口停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士兵点了支烟，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门厅，走进夜色。他们朝公路方向移动，我母亲缓慢从容地走在两个士兵中间，而我被生了双翅的床托着，从上面往下看。这时没人说话。很长一段时间，随着他们溶进夜色，惟一能听到的是干硬路面上的军靴声。终于我无法再看清他们在黑暗中的身影，只剩下一个士兵的香烟上那点火在发出最后的余光。
　　
　　第五章
　　“你们应该告诉神父，”老师在教我们哪些罪孽应忏悔时对我们说，“你们是否曾只穿内衣或者光着身子在别人面前走动过。”
　　自此之后，每当我经过老师身边走进学校——她每天站在学校门口欢迎我们进校上课，我们每个人从她面前经过，从她脸上看出我们在她心中的位置，对好孩子她脸带微笑，对坏孩子则铁板着脸皱起眉——我都会突然产生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的幻觉：粗壮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紧顶着肥硕粉色的双乳，两腿之间黑色的小丘墩如心脏那样搏动着。这种幻觉我越想压制下去却越不含糊地印进我的脑海，使我又兴奋又感觉恐怖，每星期我都要为之付出代价，星期日望弥撒时坐在我母亲身边偷偷地低声多念上十遍“万福马利亚”。因此，每当法布里齐奥从他父亲那儿偷到几根香烟，站在那儿等，以便在我进校门前截住我时，我都会偷偷跟他溜到帕巴山顶去，这样那天我就会免了产生看见那老师赤身裸体的可怕幻觉。
　　太阳沟的教堂有高高的拉毛粉饰灰泥墙、钟楼和尖顶，坐落在迪?勒西的酒吧后面耸起的土坝上，俯视着山村。钟楼的影子随着太阳的移动，就像时钟那巨大而缓慢转动的指针，每天缓缓地穿越广场。在圣卡米男节那天，我和母亲还有外公一起去教堂，由于外公腿脚不便，我们没有顺台阶而上。而是像往常去教堂那样，绕了个圈，沿着从广场拐向迪?勒西酒吧后面的那条小道走的。一进教堂，人们还是如往常那样向外公点头致意。虽然在礼拜开始前教堂内已挤满了人，有几个人甚至已退到门厅里，但是我母亲旁边的一长溜位置却还是空的。主持神父尼古拉神父——人称“葡萄园锄地入”，因为人们也是这么称呼他爷爷的——作了布道演讲，讲的是关于圣卡米罗的故事以及我们该怎么帮助病人。不知怎的，他从圣卡米罗讲到丁关于一个国王和一个叫丹尼尔的男人的故事，丹尼尔是惟一能读懂上帝写在墙上的文字的人。虽然这故事使我想起了我父亲以及他写给我母亲的信中那奇怪潦草的字迹，但是我不明白他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最后，似乎是为了充分利用这个节日所吸引来的大批听众，他在结束布道时对村民们的迷信作了一个警告，他说他不会指明是哪些迷信，但是他向我们保证这些迷信来自魔鬼。对尼克神父来说，这个最后的主题是他常常提及的，他不会放弃能谈到这个题目的任何机会。但是，今天他一边说一边似乎朝我母亲投来意义深长的一瞥，这一瞥中好像包孕着他希望与我母亲分享的某种秘密的含义。
　　然而，一出教堂，我母亲就说：“他今天讲得出了一舟臭汗，我们像傻瓜那样给他钱买酒喝，买香肠吃，而我们自己整个星期去啃石头。我倒想知道他今天收进的钱有多少会到病人手中。”
　　我母亲把尼克神父叫做“我们喂胖的牛”，她说，自从他接管教区以来，教堂日见破败，因为他募集到的钱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别人也在他背后取笑他。但是，要是在街上见了他，他们仍然会尊敬地向他鞠躬，畏畏缩缩地向他说话，目光低垂。我们在学校里也怕他，因为他会来学校考我们的教理问答，每答错一次就用扁条刑杖抽打三记屁股，一记为了圣父，一记为了圣子，另一记为了圣灵。因为学校就在教堂后面，距教区神父住所的后门仅五步之遥，只要尼克神父心血来潮想来考我们，他只要穿上鞋子，从哪个角落拿出他放在那儿的扁条刑杖，然后不经通知地就会突然出现在学校门口，像个黑色天使似的，黑色长袍拖在地上，围着粗脖子的衣领紧紧地扣着钮扣，扁条刑杖小心翼翼地藏在身后。于是，所有的窃窃私语、互扯头发、传纸条和扔纸团会立刻停止（就执行纪律来说，那女教师远不如尼克神父那么严格。），一时间教室内回响着椅子腿磨擦水泥地的声音。最后，课桌椅排得十分齐整，学生们站立在课桌椅旁，间隔距离均匀，目光前视，教室内一片肃静，尼古拉神父那讨厌的胖脸上会慢慢展现出一丝令人不快的笑影。
　　“白天好，孩子们。”
　　“白——天——好，尼——古——拉先生。”
　　我们坐下后，尼克神父会在教室里四处巡行，盯住我们眼睛，看有没有犯下罪孽的迹象。他选定受难者（总是一名男孩）以后，会先走过他的课桌，然后慢慢转过身来，叫他的名字。因此当你站起来回答问题时，他总是站在你身后，在你的视线之外。
　　“安东尼奥?吉拉索尔，请站起来。”
　　安东尼奥会站起来，脸朝前，而神父就站在他身后仅几英寸处，近得可以让安东尼奥感觉到对方喷到他脖子上的气息。
　　“告诉我，安东尼奥，在上帝身上有几人合一？”
　　开头总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三个人，尼古拉先生。”
　　“三个人，回答正确。那么他们叫什么呢，这三个人？”
　　“圣父，圣子，还有圣灵。”
　　“好，安东尼奥，很好。你真是个神学家，甚至可算得上是个耶稣会会士。”
　　从其他学生那儿传来一阵窃笑。尼克神父喜欢在致命一击之前先作弄一番受难者，就像男孩子撕苍蝇的翅膀一样。
　　“现在告诉我，安东尼奥：这三个人怎么会合成一体的？”
　　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终于打破寂静的会是一阵脚底蹭地声，一声紧张的咳嗽，然后是安东尼奥低声说：“我不知道，先生。”尼克神父这样就有了第一位受难者。
　　尼克神父每次来学校总能找到一两个替罪羊受其折磨，让这些学生来承受我们的集体罪孽的重负——因为我们中间有谁能回答他的那些问题啊？但是，待我们承担了惩罚后，他会给我们讲他自己在神学院时的故事。不知怎的，这些故事会使我忘记他手中的扁条刑杖，因此当他下一次又在校门口出现时，又总是引起一阵惊恐，我的内心似乎总是搞不明白，手拿扁条刑杖的尼克神父和讲故事的尼克神父怎么会是同一个人。
　　“我在神学院时有个朋友，名叫唐皮特罗，”他有一次对我们讲，“在塞克城时就认识他。他们安排床铺时，把唐皮特罗安排在我对面的那间宿舍。因此，在神学院的第一天早晨，我去叫唐皮特罗一起去吃早饭，但是我走到他睡的地方，只见他躺在地上，头钻在床底下。
　　“‘唐皮特罗，’我说，‘你在床底下干什么？’
　　“‘我在找鞋子，’他回答。
　　“几分钟后他从床底下钻了出来，手中提着鞋。
　　“‘鞋找到啦！’他说，脸上笑开了花，似乎他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他在床前跪下，双手合十，闭上眼睛，低声作了会儿祈祷。
　　“我心想，这个唐皮特罗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就为找到了自己的鞋，还要感谢上帝！
　　“第二天早晨我去叫唐皮特罗，前一天的故事又重演了一遍。唐皮特罗躺在地上，头钻在床底下。
　　“‘唐皮特罗，’我问，‘你在床底下干什么？’
　　“‘我在找鞋，’他回答。
　　“待找到鞋后，他又一次低声向上帝祈祷。
　　“这件事天天来一遍，大约一个多星期——先找鞋，然后祈祷。我开始觉得唐皮特罗的脑子也许有点不正常。但是做其他事情时．他似乎又十分聪明，就这件找鞋的事我有点纳闷。因此，有一天我终于开口问他。
　　“‘唐皮特罗，你为什么每天要到床底下去找鞋？如果你能和别人一样，把鞋子就放在床边，这样你就不必天天为了找鞋子的事去打扰上帝，你不认为上帝会更高兴些吗？’
　　“‘我每天向上帝祈祷可不是为了找鞋的事，’唐皮特罗说。‘每天夜里我一定会把鞋子扔到床底下去，这样，到了早晨我就必须跪下来找鞋子，而一跪下来，我就会记起为上帝给予我的一切向他表示感谢。’”
　　然而，我母亲并不十分欣赏尼克神父讲的故事。
　　“你在床底下干什么？”我想学唐皮特罗的样，她见了问我。但是，当我把尼克神父讲的故事告诉她时，她听了哈哈大笑。
　　“荒唐的故事！别相信那些故事，真无聊，谁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
　　但是，我无法不让自己不喜欢尼克神父讲的故事，虽然现在我把这些故事像保守机密似的瞒着我母亲。
　　星期日，齐亚?露西亚和她女儿玛尔塔通常来我们家吃饭。但是，在圣卡米罗节那天她们来时，我们家厨房的气氛似乎奇怪地紧张和不自然起来。我母亲在从炉子内拿沙司酱时不小心在锅上烫了手，洒了些沙司酱在石板地上。
　　“笨蛋，”我外公生气地说，“你不能小心些吗？”
　　只有我姑婆露西亚似乎没有变化，保持着那份几乎一成不变的平静，墩实稳重地坐在壁炉边她的老位子上，尽管热却依然穿着厚裙子，围着围裙和披肩，头发往后用头巾扎起。在我们围着餐桌坐下吃饭前，她叫我过去，用青筋毕现的手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五里拉的硬币。
　　“这点钱可用在你女朋友身上，”她说，唇边露出淡淡的一丝笑影。她手心的皮肤因年老而显得光滑，几乎是半透明的。
　　但是玛尔塔今天在阴郁的沉默中似乎显得特别机敏，好像她体内某个通常休眠的感受器被唤醒了，就如有些人的四肢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会酸痛一样。我似乎总看不出玛尔塔的年龄，她也许十五岁，也许五十岁。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是警觉的，还带孩子气，但眼睛周围的皮肤却因年岁而有了皱纹。甚至在村子里，人们对她的态度也是俯就之中混杂着尊敬，好像她既单纯，可又拥有神秘的力量，是个女巫。多年来掩饰自己的怪癖也许已教会她如何不显山露水，她穿过房间可以悄无声息像个影子，她坐着时可以像块石头似的毫无动静，只有眼睛在动，在眼眶内神经质地急速转动，如小鸟的眼睛那样。但是今天我总是能意识到她的存在，我突然感到自己似乎爬进了她的眼睛，从那里往外看，世界令人奇怪地被扭曲，变得不稳定，就如透过一片凹凸镜看东西一样。
　　我希望下午会有其他人来，欢迎我母亲住院后回家，或者至少与我外公谈谈村里发生的某个问题，以往在星期日就常有人来。但是，齐亚?露西亚和玛尔塔走后，我外公就去了迪?勒西的酒吧。整个下午家里静悄悄的，我母亲坐在厨房一角编织，一句活也不说。
　　直到第二天，我和我母亲正在做面包时，才终于来了两位客人——玛丽亚?梅埃尔和朱塞比娜?达格内罗，是我母亲童年时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远房亲戚。这村里一半人都是我家远亲。她们出现在我家窄窄的门廊里，刚从水泉边回来，洗衣盆还搁在腰间，手指关节因使劲洗刷而擦伤。
　　“真活得像狗一样，这就是我们过的日子，”玛丽亚站在门口说，“洗衣服，提水，做面包，喂羊，看在基督份上，让我的手脚歇一分钟也好。”
　　她一边说一边走进厨房的石板地凉快处，把洗衣盆放在地上，然后从饭桌边拖过一把椅子，放在离门不远处，椅背朝前，横跨着坐下，样子就像迪?勒西酒吧里的那些年轻男人。她把粗壮的手臂搁在椅背上，把双腿往前伸，腿上突出的血管向臀部延伸，就像紫红色的公路通向高地。她身上的肉慢慢停止了颤抖，不自然地停了下来，她的乳房和腹部紧紧挤压在椅背上，看上去像壁立的山崖。
　　朱塞比娜站在门边未动，上午的阳光清晰地勾勒出她的轮廓，洗衣盆还搁在腰间。
　　“我想我就得走，”她说；但是她没走，仍站在原处。
　　太阳沟的母亲们——正如装在她们洗衣盆中之物所表明那样，母亲为之操劳的就是洗白的尿布、孩子穿的小短裤、娃娃穿的短袜——形成一个单独的群体：红润的脸色，肥肿的双手，身穿家纺羊毛厚裙，短发用头巾扎起，滚圆的腹部围着细麻布或灰色亚麻布织成的围裙，看上去像装满小麦的大口袋。她们走路时步履缓慢沉重，双臂叉腰，所有动作的力量都从臀部发出，这个习惯是头顶装满水的水罐长年累月慢慢形成的，身体下半部随着路面起伏不平而不时调整着姿势，而上半身却保持稳重和近于完美的平衡。她们说的是最纯粹的当地方言。因为在语言方面她们不可能受到任何有益的影响，不管她们在太阳沟受五年学校教育时可能会学到何种正统的意大利语，也早已忘光了。（不过我母亲在塞克城念到中学三年级，我有时候听到她与商人们交谈用的意大利语比那老师讲的还更圆润更精确。）男人们的情况不一样。男人至少还可以在部队当兵时提高他们的意大利语水平，也更有机会去其他地区旅行。玛丽亚和朱塞比娜都嫁的是当地农民，生了几个孩子，早已完成了从享有小小自由的少女向每日辛劳的农妇兼母亲的过渡。
　　玛丽亚手舞足蹈，谈的是村言俚语。她坐的椅子抗议似的发出一声呻吟，她就抬起一只脚搁在横档上来制止这种声音。我正靠着母亲站立，帮她往面团里加水，不经意间突然瞥见玛丽、亚大腿内侧大理石色的肥肉。玛丽亚用的是我听不明白的比喻——她讲了艾尔弗雷多?卡塔隆的女儿安托内拉和安东尼奥?吉拉索尔在草地上千的事；还讲了托尔那蒙得的一位神父犯了诫律的事；玛丽亚没有说是哪位神父。但是她讲到这里时，朱塞比娜插了进来。
　　“你总是取笑神父，”她说，声音又尖又细，像山风呜咽着掠过山崖。“这不公正。”在朱塞比娜身上还可以看得出乳房、腹部和臀部的曲线，但似乎仅仅是因为她的衣服把她紧紧裹住，她那身上的肉随时会挣脱羁绊，回复难看的形体。然而，她的腿部却奇怪地又尖又瘦。
　　“你为什么总是为神父讲好话？”我母亲说，一边把面团摊开，用手心和指关节揉面团。“他们不比我们这些人好到哪儿去。”她穿着黑色的薄羊毛套衫，袖子卷到手肘部以上，她干活时便显出了身体的曲线，有时她用手把一缕头发从眼睛处撩开时，显示出她乳房圆润的线条，有时她俯身向着揉面板时，她背部娇柔的曲线便显露无遗。
　　“你太自以为了不起了，”朱塞比娜说，把身体重心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上，就像一只站在岩石地上的羊那样。“就是你年轻时也是这副德性。你最近一次忏悔是什么时候？”
　　“忏悔与这个有什么关系？”
　　“克里斯蒂娜可不需要神父，”玛丽亚说，声音呼哧呼哧，好像立刻要哈哈大笑一样。尽管今天天气凉快，她嘴唇上黑色细汗毛上还是积起一层汗水。“她爬到橄榄树顶上，打算从那儿上天堂。”
　　“我爬橄榄树，”我母亲说，一边把面团用力砸在揉面板上，“就是为了摘橄榄。”
　　我母亲这时越来越发泄什么似的揉面团，面团变稠了，留下她的拳头印。她额上积起了一颗汗珠，掉到面团里。
　　“朱塞比娜，”她说，“你干吗不进来坐坐？不管我身上有什么，也不会传染的。”
　　但是，这时似乎降下了一层薄幕，一时间将她们隔开了：玛丽亚突然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身体，朝朱塞比娜投去意义不明的一瞥，两人间似乎传递了某种秘密信息。
　　“我炉子上还搁着锅子呢，”朱塞比娜说，然后咕哝了几句告别话，匆匆走了。
　　那天下午，我在帕巴山下的斜坡上放羊时，无意中听到从泉水边传来熟悉的讲话声，提到了母亲的名字。从我放羊处有一片陡峭的斜坡往上延伸到公路。我爬上斜坡顶，从一丛灌木的阴影处往公路对面使劲瞧，看见玛丽亚和朱塞比娜正在用水罐汲水。
　　“你知道他们在塞克城说她什么，”玛丽亚说。“好像大家眼睛都是瞎的。还像个公主似的到处走。”
　　“上帝会做出审判的，”朱塞比娜说。“她被蛇咬不是无缘无故的。”
　　“蛇与这事有什么相干？”
　　“呸，你这人光会说说。看你今天上午把椅子从她身边拉开的样子，你恨不得能与她隔半条路才好呢。”
　　玛丽亚咕哝了一句。
　　“我可怜的是她父亲，”她停了一会儿说。“还有维托里奥。像棵野草那样长，没人管教。你见过他四点起床去帮着收庄稼，就像我的文森佐那样？从来没有。他和他母亲像学堂里的孩子，整天一起玩。应该有人给那孩子的父亲写封信——我倒想自己来写。”
　　“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吧，”朱塞比娜说。
　　这两个女人说着开始朝村里往回走。
　　“看着吧，”随着她们的声音慢慢远去，我听见玛丽亚说，“迟早他会发现的。他们男人总是这样。”
　　
　　第六章
　　invidia，也就是忌妒，据我外公的看法，是农民所有不幸的根源——兄弟失和，父子反目，邻居不睦；还有，为什么村里的农民命运现在如此不幸，他们的土地零碎地分布在乡村各处常常离村子有数英里远？为什么土地如此吝啬，每年出产那么一丁点，虽然农民们对土地又骂又哄，就像对待一头倔骡子那样？其源盖出于此。
　　有一次外公告诉我：远在公元前好久，太阳沟四周是一片平坦的无人居住的丛林，土地肥沃富饶，树有一英里高，河有一英里宽。后来，从北方来了位名叫甘伯伦赫的巨人，用两条巨牛开垦了荒地，然后种上庄稼——一千公顷粮食，一千公顷葡萄园，一千公顷橄榄，一千公顷蔬菜，还有一千公顷草地放羊。但是到了冬天，甘伯伦赫睡着了，来了一群狼，闯进了他的粮仓，最后又扑向了甘伯伦赫本人，把他撕碎了，他的头掉在大河入海口处，他的四肢被胡乱地抛散在山野间。
　　到了春天，一件怪事发生了，甘伯伦赫被切下的手上的手指开始长高，左手的五个手指长成了五个女人，右手的五个手指长成了五个男人。男人成年后，娶了女人为妻，开始耕种甘伯伦赫留下的土地，每对夫妻耕种一块土地。但是很快他们彼此便产生了妒忌：有羊的妒忌有粮的，因为他们虽然有肉有羊毛，却没有面包；有粮的妒忌有葡萄园的，因为他们虽然有面包，却没酒喝；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相互妒忌。那些做老婆的都肯定其他女人一定生活得比自己舒适，就向丈夫抱怨，唆使他们到其他男人的仓库里去偷东西。很快地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争吵声传到了天上——因为他们大吼大叫，声音非常响。
　　“你们有了好运，还这么干，”上帝说。为了惩罚他们，他让陆地长出了高山和岩石，让土地变得疲惫和贫瘠。
　　自此以后，这些农民只得想出了一个方法以避免再产生妒忌。因此他们把每千公顷的各类庄稼地分成相等的五份，分给各人，保证每人得到的一份不比别的任何人分到的那份差、也不会有更多的石块或者离河流太远。等到他们有了孩子，就再分割土地，于是这里一块葡萄园，那里一块牧草地，使一切都十分公平。经年累月这土地越分越小——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农民会在帕巴山的斜坡上有一公顷地，在贝尔蒙特的那一边有另一公顷，而第三公顷的则远在群猪沟下。光到每块土地地头上转一转，也许就要花他一整天时间。为了节省来回走路的时间，他常常就只能在露天过夜，在野地里点火煮玉米糊充饥，在偏仄的披棚内歇宿。
　　太阳沟即使在好年岁，农民们还总是抱怨收成的贫薄，害怕因吹嘘会招他人妒忌。母亲不愿意讲自己生了多少孩子，害怕命运会从她们身边带走一个。村民们害怕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妒忌，他们更怕的是因妒忌挑起的巨大力量，这种悠久而神圣的力量化身为毒眼。据说，连墨索里尼这样的大人物也害怕毒眼，甚至教皇本人也因为有个神父拥有毒眼而把他逐出了梵蒂冈。毒眼是普通的宗教、也就是各种教会所信奉的宗教所无法解释的所有力量的集聚中心。虽然称作毒眼，它却不归类于通常的善或恶，而是包容了善恶两者：既可能袭击好人，也可能袭击堕落者。只要你稍一放松警惕，对命运之神有小小的不恭，毒眼就会对你扫来。门上稍有裂缝，它就可能溜进门来，展露毒牙，攻你个措手不及。它的变化无常像命运之神一样法力无边，能随意置人于生死之地。这是一种任谁也奈何不了的力量，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
　　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只要是被毒眼触摸过，村民们就惟恐避之不及，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灾祸会通过接触而传播。吉罗拉马?达格内罗那块最好的麦田有一年秋天给雷电击焦了，第二年他就让它抛荒，还用从贝尔蒙特那女巫处买来的药水喷洒了一遍。菲奥利纳?吉拉索尔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却不料在一星期内先后天亡，村里人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避免从她家门口经过，直到最后有传闻说，菲奥利纳也已去过了贝尔蒙特。贝尔蒙特就位于去塞克城的公路边，在二次大战时被德国人摧毁。村民们出于迷信，拒绝在原地重建，纷纷迁居罗马、阿根廷或美国，村里建筑物倾倒的屋顶和围墙现在已长满了青苔、荒草和野花，蜥蜴横行其间。村中惟一的居民是那女巫，夏天她在山野间四处游荡，一到秋冬便在贝尔蒙特哪一间破房子里藏了起来，足不出户。有一次我在那里的废墟中玩时，曾通过一个窗洞见过她一眼，是个皮肤又粗又黑的老太婆，缠结成乱草丛似的长长的灰白头发垂在背后。不过在我逃开时，她向我突然作出的怪脸——或者是微笑——时，倒显露出两排白得发亮的牙齿。
　　现在，轮到我们自己家不再有人上门来找我外公说话，请他出面调停某件纠纷，或者和他谈谈村里的大小事务。要是村里人经过我们家时，我母亲正坐在家门前，他们会含糊地打招呼，连眼睛也不朝她看，反而赶紧往街心处退。我母亲开始越来越多地躲在家里，在壁炉前编结以打发日子，有时候干脆把自己锁在房里。她和我外公现在很少说话，有时候两人一起吃完一顿饭连一声也不吭，让人感到压抑和别扭。
　　但是，有天下午，我母亲在楼下编织，我正在楼上躺着看书，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顺着街道传来，然后在我家门口突然停住。
　　“你就一个人吗？”声音低得近于耳语，但我立刻听出是朱塞比娜?达格内罗那尖细的哭腔。
　　“什么事？”我母亲的语气这几天里变得尖刻起来。
　　“你父亲在哪儿？”
　　“在迪?勒西的酒吧里。他总在那儿。”
　　“维托里奥呢？”
　　“有什么大秘密．朱塞比娜？让你这么紧张？你要说什么，进来坐下说。”
　　“你知道我有什么要说，”朱塞比娜开始说，我听见她随手关上厨房门。“你怎么还坐得下来补袜子？”
　　“袜子上有洞。”
　　我轻轻地爬出房间，在楼梯口蹲下身子。我可以看见从厨房窗户射进的阳光把我母亲和朱塞比娜的身影映在厨房地上，我母亲坐在椅子上，手仍不停地缝补，旁边朱塞比娜的影子稍长，隔开一点距离。
　　“克里斯蒂娜，”朱塞比娜又开始说，“小时候你我情同姐妹。你知道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但别人就没这么好心了，他们喜欢看到有人倒霉。你再不能像个公主似的到处走。这会引起别人对你反感。”
　　“那你说我该怎么着？把自己关在牲口棚里，光就为了让别人看了高兴？”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克里斯蒂娜。你总得做个姿态。你应该做一次忏悔。你应该去和尼古拉神父谈谈——”
　　“对不起，朱塞比娜，你知道我不需要他。”
　　一阵短暂的沉默；朱塞比娜的影子慢慢地移近母亲。
　　“听好，克里斯蒂娜，”她终于继续往下说，声音更低，“要是你不愿意见神父，你至少应该做一次祭礼，化解一下。”
　　我母亲的身影动了一下，椅子发出“吱呀”声，她的双手突然停住不动了。
　　“你说什么？”
　　“这对我在塞克城的堂妹很有效，”朱塞比娜继续说，声音依然又低又诡异。“贝尔蒙特村的那老太婆教她怎么做——你拿只鸡或羊，把血放了，然后把心挖出来放在你的鸡汤里喝下去，给你增加力量。你必须用血洗手，再把血倒进地里，说三遍：‘这是我的血，从我身上流出，就像河水流入大海。’再在你倒血的地方烧把火作为祭祀——”
　　但是，我母亲突然哈哈大笑。
　　“朱塞比娜，你不是认真的吧！像你这样敬畏上帝的女人居然跟我讲这些傻话！我原以为你有头脑，不会这么傻。”
　　但是，朱塞比娜又开了口，这时她恢复了不依不饶的严厉口气。
　　”我先警告你，克里斯蒂娜，你会给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带来灾祸。大家是看在你父亲面上，才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说。但出了你被蛇咬的事，大家才开始有了闲话。我本来不想说，是你逼的。你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看不到你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不必告诉你大家叫你什么。你总得做个姿态。”
　　随后我下来吃饭时，我母亲只字未提朱塞比娜来访的事。家里一片沉寂：墙、地面、木板桌似乎都变得异乎寻常地冷漠和沉默，好像在保守某种秘密。我外公的脸蒙上了一层薄膜，坚硬如岩石，他躲在那层薄膜后面，就如蜗牛缩进了壳。他茫然地望着前面，似乎我和母亲都不存在。吃饭时，我母亲有次突然伸出手去往他杯子里倒满酒，她的动作里似乎隐藏着某种信息，挣扎着又想揭示又想遮掩，我一时以为她马上要开口说什么。但是，她赶紧又低头朝着盘子，于是我们继续沉默地吃着。后来，我躺在床上等着她上楼梯的脚步声，想到她的房间去待在她身边。但是过了好久她也没上来，我终于进入了梦乡。
　　
　　第七章
　　在我七岁生日那天，我母亲牵着我的手，在清晨凉快湿润的空气中往公路走去，打算赶开往塞克城的公共汽车。太阳刚升上帕巴山顶，又圆又红，犹如上帝宽厚博大的胸怀，吸尽黎明前的黑暗。一片灰白的山坡慢慢地变得郁郁葱葱，金光灿烂。我们这地区的小麦如荡漾的波浪，一片片麦田慢慢依次成熟，先是山谷地，随着夏季的消逝，山坡地逐渐成熟，就好比云后的阳光扫过来一样。有时候，据说在海拔最高的几个山村里，人们九月份收获，八月份还播种，在尚未收割的上一茬庄稼中间又种上了新庄稼。虽然在下面近河流处农田已犁成褐色，但在太阳沟周围，收割还刚开始，这时弓着身体的细小人影隐约可见地点缀在山野间，急速地抽动着镰刀割倒小麦。
　　去塞克城的公共汽车实际上是一辆破旧的小卡车，车的后部三面装着木板权充座位，车顶上撑着脏帆布车篷。小个子的车主兼司机是个黑皮肤的生意人，人称卡津古洛（这是绰号，意为“屁股震成两瓣”，这是坐他的卡车通常会发生的事。）。他的车定期往返于卡普拉科特和塞克城之间，随着道路一路颠簸，在途中让乘客上上下下。卡津古洛不根据你能用手表核实的时间表开车，他总要等车装满人后才离开始发点。按官方标准装满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过了位于城郊的警察检查站以后，他不会再装八九名乘客。不过，乡民们总能知道他的车什么时候打这儿经过，就好比他们能感觉地面的预先震动似的。我和我母亲赶到公路只不过几分钟，就见山坡的弯道处尘土飞扬，尘土间出现了卡津古洛的车。
　　“嗬，克里斯蒂娜！”卡津古洛叫得出这一带每个人的名字。“去塞克城！今天特价，小家伙坐在你腿上车费对折，你坐在我腿上车费全免。”
　　车后面已经挤坐着十几个人，腿搁在塞满座位间狭窄通道的手提包、装农产品的竹篮和粮袋上，膝盖顶着脸。但是，经过一番推撞、几句低声咒骂以及向卡津古洛大叫着抱怨他的黑心、乡民在车上遭的罪以后，最后总算在一条长木凳上空出一段光秃秃的木头凳面，我母亲安顿了下来，我挤在她的腿间，手抓住她的膝盖，不稳地蹲坐在一袋洋葱上。这时，一切安排停当的信号发出，卡车往前摇摇晃晃一阵便又出发，车后尘土滚滚飞扬。
　　塞克城据称是公元前萨莫奈人要塞阿奎罗尼亚古城的遗址。萨莫奈人是一支骠悍的山民部落，是最早定居我们这一带的人，是骑着诸神赠送的巨牛从北方沿着亚平宁山脉的山脊来此地的。他们那些气势雄伟的城市——阿奎罗尼亚、博维纳姆和科米尼厄姆，据说都是在光秃秃的山岩上开凿出来的，后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现在仅留下少数几处遗迹——意义已不可考的路边标记、庙宇或神龛的生满青苔的地基，以及圆形露天竞技场的弧形石头座位，虽然这些遗迹被当地城镇乡村自豪地加以保护，作为他们自己悠久历史的见证。要经过地下通道才能走进去的塞克城的教堂，就位于大广场一侧，建在一块巨大基石上，这块基石据说是当年阿奎罗尼亚城墙的一部分。
　　塞克城本身曾是枢纽中心之地，以金匠和青铜器、学校、修道院以及本地区贵族阶层的宅邸著称，但近年来它昔日的繁华已经衰落。城里人抱怨，罗马城里的那些政客只想到征税、颁布没人看得懂的法律条文，却从不关心修建公路铁路。而且，不管怎么说，现在人们喜欢买城里用机器制造的产品，不愿买手工制品。多年来塞克城人一直往外乡迁移，主要是去阿根廷，城里整个整个街区人去楼空，房子用板条封了起来，逐渐倾坍。
　　塞克城昔日繁华的最后踪迹是城郊处的一个孤零零的小山丘——贾迪尼庄园，这曾经是本地区最有势力的一个家族的宅邸，这个家族拥有从塞克城到卡普拉科特的一半土地。贾迪尼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阿尔伯托，大战刚结束就死了，城里人仍记忆犹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作为一名军官在战争期间在阿比西尼亚（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旧称）服役，但是意大利战败后，他云游非洲全境，世人不知其踪，达数年之久。然后，有一日，一名乞丐沿着大路来到塞克城，破衣烂衫，留有胡须的脸难掩憔悴之色。他做了一件让全城人惊得目瞪口呆的事：他走到广场中央的“托莫洛”前，那是一块中间镂空分成三格的石头，收租征税时用于计量粮食的量具。
　　他把裤子褪到膝盖赴，光着屁股碰了碰这石头量具。这个动作在塞克城是有悠久传统的：一个人耗尽资产后可以用此动作公开宣布破产。但是，直到这乞丐从脖子上解下一大把大门钥匙，朝城郊处的庄园走去时，城里人才认出他就是阿尔伯托?德?贾迪尼，神秘失踪多年后终于回到了家乡。
　　贾迪尼从不向任何人解释这么多年销声匿迹去了何处。接下来几年他生活得像个隐士，谁也不见，虽然有时候薄暮时分，他会突然出现在城里，身穿盛装，军功章整齐地排成一排佩在胸前，幽灵似地在街上游荡。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开始了一项耗尽他余生的工程，依照原始天堂的样式重建自己的庄园。他进口热带树木、花卉和灌木，还造了个巨大的玻璃暖房，到冬天可安置这些植物。接下来他又开始进口动物：猴子、瞪羚、各种稀奇古怪的热带鸟类，直到他把自己那个小山丘变成了一小块非洲土地，到了夜晚，空中回荡着奇特的丛林中的声音。他去世时，因无继承人，他的庄园归属了国家，作了一个短时期的动物园。但是在我们那一带，对那类东西人们很少有兴趣，这庄园于是很快落于衰败境地，动物相继死去，必要的修缮无人打理。这庄园现在已无人居住，那玻璃暖房任其破败，草坪已荒草丛生．原来用于圈养动物的兽笼在日晒雨淋之下变形翘曲，那个曾因关养色彩斑斓的奇鸟异禽而名盛一时的大玻璃鸟舍，现在却枝桠纵横凌乱，那是因里面的树木疯长所致。城里人对那庄园惟恐避之不及，似乎庄园上笼罩一股灾祸之气。在那个关于托莫洛和贾迪尼做的动作的故事里，人们现在领悟到有一种神谕，预兆着他们自己这座城市的时运衰退。
　　与本地区其他城镇相比，塞克城还算充满生气，到处是骡车和汽车、穿套装的男人和穿高跟鞋的女人、还有路边餐厅彩色的遮阳棚，贴满广告招贴的商店橱窗。但是，似乎仍有一种阴影笼罩着全城，好像这一番繁华兴盛都是你到达前几分钟才装运到，为了你才布置好的，而只要你一转身，这光灿灿的一切都会消失，冷风会飕飕地吹过空荡荡的街道。在周围几个城镇，塞克城人的名声是善用表面的微笑掩饰其精神的卑下。“嗬，兄弟，”你的塞克城的朋友会大声叫你，“饭吃了吗？”如果你吃了，他会说：
　　 “那太不巧了，我正想来请你过去吃饭。”如果你还没吃，他就会说：“那你回家去吃吧。”
　　在塞克城似乎只有那集市是真实的，至少它交易时间虽短却是实实在在的：它倒真的是由农民和商贩装运进城的。他们深夜时就套好车上路，天亮前已准备好摊位，到中午就收市结束，一切嘈杂和色彩都会消失，各交易摊位都又上了门板，等到次日再重新开市。我生日那天，我们是在集市旁边下的车，那会儿集市正兴旺。当卡津古洛的车在一条狭小的横街停下时，集市的喧闹嘈杂、叫声笑声、钱币的叮当声都传到坐在帆布车篷下我们的耳朵里。离上次和我母亲一起来集市已过去好几个月了。好长一段时间内，我母亲都喜欢一个人来塞克城。但是，当我们沿着集市大街穿行，与羊、手推车以及来购买当天食品的粗壮的城里女人互相推推搡搡地向前走时，许多商贩大声叫着我的名字，还记得我以前来逛过集市。
　　“嗬，维托！长这么大了！也长漂亮了，就像你母亲。”
　　“今天是他生日，”我母亲告诉他们。“他来收礼物的。”这句话还真灵，我们一边穿过集市，五里拉或十里拉的硬币就光闪闪地放进了我口袋。
　　但是，今天集市的气氛比往日更让人难以忍受，街道太狭，人群太挤，骨骼粗壮的塞克城女人只顾讨价还价而椎挤着我，根本就没看我就在身边。那些商贩们，稍微招呼了我一番之后，就很快转向了我母亲，剩下我抬起头仔细看那些颤巍巍堆在斜货架上如金字塔般的卷心菜、西红柿和洋葱。货架下柳条笼里鸡咯咯咯地狂叫着，从笼缝隙中伸出嘴啄食落在地上的食物碎屑。一条条灰色的浊水沿着铺路石的缝隙流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污水沟的难闻气味。
　　“妈，我想走了。”我母亲正低声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年纪稍大的男人说话。这男人高大强壮，高塔似地矗立在我身边，不合时宜地穿着理应星期日才穿的最好的衣服，里面是白衬衣，结着领带，可是衣袖却卷到上胳臂，衬衣上边的纽扣也松开着，胸前卷曲缠结着厚厚的黑毛。
　　“听着，”我母亲转脸向我说，“我让卢西阿诺驮着你。他可以等一会儿再买菜。你的铺子到中午才开门，是不是？”
　　“不过到那时剩下的菜他们只能拿去喂猪了，”那男人说。“我买的橄榄哪怕上面有一个伤疤，我老婆就会让我够受的。”但是，他还是笑着用肌肉强健的手臂抱起我，然后毫不费力地把我举到肩上，用上胳臂夹住我的小腿。
　　“我可以打赌，你坐在上面可以看见全世界，维托里奥，是不是？”他说。
　　从上面望去，集市像河流或者大海，人头涌动如波浪，两边是遮盖集市各摊位的用镀锡瓦楞铁皮做的斜顶。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噢，你的一切我全知道，”那男人说，转过头去瞧一眼走茌他身边的我母亲。“你母亲什么都告诉我。”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当然知道。今天是圣巴多罗马（耶稣十二使徒之一）节。”
　　“不对，不对，”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真的？你干吗不早点说？”
　　我们已走到集市边缘。街道从这里直通广场。我看得出，街道开阔明亮，到广场有数百码距离。但是刚走了没几步，卢西阿诺就拐进一条狭窄空寂的侧街，两边的房屋又旧又破。集市的嘈杂声传到我们这儿变成了一阵遥远的嗡嗡声，偶尔间夹杂几声高叫或大笑。卢西阿诺双手滑向我腋下，将我举着放到地面。我的鞋子在他衬衣的腋窝处留下两滩污迹。
　　“看你怎么跟你老婆解释，”我母亲说。“你保持不了干净，干脆就别穿白的。”
　　“你的口气像个神父。”
　　我母亲在一幢用板条封起来的房子门口台阶处坐下，并拢双膝，用手臂抱着，样子像个年轻姑娘似的。卢西阿诺在她身边坐下，伸手到裤袋里，摸出一个大银币来。
　　“这是旧的一里拉银币，”他说，递着银币给我看。“是大战前留下的，那时候用一里拉还可以买些东西。”
　　用细小的数字刻印在鹰爪下面的日期是一九二七年。卢西阿诺指着那老鹰翅膀上的小凹孔。
　　“我想跟你讲讲这疤痕的故事，”他说，一边合拢手指，像个魔术师似的握住银币。他对我做手势要我靠着他膝盖。
　　“我捡到这银币，”他说，“是在希腊的一块农田里。在大战期间。一定是从哪个士兵的口袋里掉出来的，因为我发现它正躺在哪个人踩出来的脚印的泥水里，闪闪发亮。谁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我们正向敌军推进，子弹四处乱飞，我停住步子从地上去捡一里拉，像个小学生似的。”
　　卢西阿诺瞧一眼尘在身边的我母亲。
　　“后来呢？”她问。
　　“嗨，那天打得很苦，”卢西阿诺说，又转身向我。“我们打败了，我的许多朋友被打死了。真像个梦恶。但是，那天夜里，我坐在帐篷里，发现自己衬衣口袋上有个小洞，像是子弹穿过的。
　　这时我想起了我捡的那个银币。我从口袋里拿出来：看见留在翅膀上的那个弹疤。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是这银币救了我的命——一定是它挡住了已打穿我衬衣的子弹。如果我没停步捡起它，那颗子弹会直打进我的心脏。”
　　我母亲听了哈哈大笑。
　　“这是不是真的？”她说，一边拉过卢西阿诺的手，更仔细地看那个银币。
　　“以耶稣、约瑟和马利亚的名义发誓，每句话都是真的。从那以后，我到哪儿都带着这块银币，为了让它给我带来好运。但是，现在，”他又转向我，抬起双眉，“我打算把它送给你。”
　　他把银币放在我手心里。它沉甸甸的，不像我刚才一路收到的那些五里拉或十里拉硬币那样金光灿灿，而是像五十或一百里拉硬币那样厚实。我用大拇指去抚摩那银币，感受它的厚度和重量，以及银币表面细致的纹理。鹰的展开的双翅上雕琢精细的羽毛栩栩如生地突现出来。
　　“看另一面，”卢西阿诺说。“上面甚至还有你的名字呢。”
　　银币反面是个光头半身的侧面像。卢西阿诺指着刻在银币边缘的文字，不是新铸硬币上通常见到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是“维托里奥?伊曼纽尔国王三世”。
　　好运竟然会如卢西阿诺所叙述的那么简单，它可以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或者取决于如你口袋上的小洞那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真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眼下这一刻，我不再是他们注意力的中心，而是成了隐身人。卢西阿诺和我母亲这时又开始了低声交谈。
　　“他来村里了？”卢西阿诺的声音低得像耳语。“克里斯蒂娜，你诱惑的是魔鬼。”
　　“我有什么办法？”我母亲平静地说。“上午来了一封信，他下午就到了。我怎么拦得住他？”
　　“肯定有人看见他了，”卢西阿诺说。“我听见别人已开始说闲话了。”
　　“让他们说去。”
　　“我听说德国大使馆有人在找他。他跟你讲这个了吗？”
　　“讲了，”我母亲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没忘。要是意大利人，他们多年前就会把他的档案丢失了。好像打赢战争的不是他们似的——如果他现在回国，因为他干的那些事，他会是个英雄。他说了他打算去哪儿吗？”
　　“他去哪儿，与我有什么相干？米兰，瑞士——我没听到他的什么消息。反正我自己的事情够烦了。我真希望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见面礼，他看见那条蛇的时候非常兴奋。”
　　“最要命的是那条蛇。你知道我不迷信，克里斯蒂娜，但蛇毕竟是蛇——”
　　“别说傻话，那蛇只是个愚蠢的巧合。”
　　卢西阿诺在石台阶上不自然地扭动着身子，举起一只手去抚摸后颈脖。
　　“你还是得小心，”他终于又开口说。“那些村里人，你知道他们多喜欢无休止地抓住件丑闻，对那些农民来说，每一件事都是个迹象。你肯定现在日子不好过。要是他再来你怎么办？”
　　我母亲耸耸肩。
　　“也许我们一起跑到美洲去。”
　　“克里斯蒂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谁在开玩笑？美洲地方大了。到了那里没人会找得到我们。”
　　“听着，”卢西阿诺说，“我得去买菜了。干吗你和维托里奥不到我饭馆去吃午饭？算我请客，我有些去年酿的好酒。给维托来碗玻伦尼亚风味的饺子。”
　　他俯过身去吻我母亲的脸颊，然后站起身来，把手放在我肩上。
　　“再见，维托，”他说，然后走了，拐弯后在街上消失之前又回头大叫一声：“祝你们好运！”他脚步的回声迅速地融人从集市传来遥远的嘈杂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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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卢西阿诺的饭馆“猎人饭馆”用红漆把店名写在门首的大玻璃上，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手提步枪、肩上斜挂着猎物袋的猎人像。饭馆就位于广场的另一侧，这广场就是当年阿尔伯托?德?贾迪尼光着屁股触碰挖空的托莫洛的地方，虽然这托莫洛近来已被一座方尖石碑所替代，这是为悼念本城二次大战中的牺牲者而造的纪念碑。逛过集市后，我和母亲来来去去已经走过了十几条曲曲折折的街道——先进了一家商店给我买件衬衣，又走进一间冷飕飕的、光线暗淡的办公室，我母亲在那儿填了张表格，与坐在柜台后的男人低声谈了一会；然后，令人奇怪地又拐进一家照相店，一个头发油亮、戴着眼镜、散发出香水味的男人给我们照了相，我母亲没提为什么。但是我们到达饭馆时，还只是上午的后半晌，大部分餐桌还是空的。透过装饰店前边大玻璃窗有褶边的帏帘和塑料葡萄藤叶，可以看到里面只坐着一对夫妇。饭馆外面只坐着位瘦老头，身穿西装，头戴浅顶软呢帽。我们在他旁边那张桌子边坐下时，他从报纸上抬起头，眯细着眼，久久地盯住我母亲看了一会。
　　一个体格敦实、约摸十五岁的男孩，穿黑裤白衬衣，走出来招待我们。
　　“你父亲呢？”我母亲问。
　　“他出去了。他说过，如果你们来，由我招待你们。“
　　他拿我母亲点的菜单走进饭馆，然后消失于饭馆后部的一扇门内，过了一会儿，一个五官粗俗的大个子女人从同一扇门匆匆奔出来，一件黑色的套头毛衣绷紧着她沉重下垂的胸部，她的双手往围裙上擦着。她朝我们的桌子方向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消失了。
　　“你喜欢这里吗？”我母亲问。
　　尽管在集市上我收到了那些硬币，光闪闪的五里拉十里拉以及那枚一里拉大银币，尽管那件新买的衬衣包在褐色纸包里，就放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尽管我们还刚拍过照相，但是自从听到我母亲和卢西阿诺的谈话后，我心中的反感一直暗暗地增长，只是现在没有由头，我也不会让它发泄出来。
　　“你怎么啦？”我母亲问。“是不是你裤子里钻进了个虫子？”
　　她从桌子下伸过手来，轻轻捅我的肋骨处，但是我阴沉着脸躲了开去。
　　“好吧，你愿意怎么就怎么着吧。”
　　我们一声不吭地坐着。一瓶酒送了上来，卢西阿诺的儿子熟练地摆开酒具斟了酒，接着又送上一碗饺子，以及一盘浇了番茄酱的猪肚，那是我母亲吃的。我们已开始吃了起来，这时我感到有一个巨大的身影逼近我们。我抬起头，看见那个穿黑色套头毛衣的女人，低头朝我们微笑，双手撑着臀部，唇上一层淡淡的胡须遮掩了她的笑影。一边脸颊上惹人注意地长着一颗黑疣，疣上蜷曲她长着几根细毛。
　　“您好，太太！这位一定是您的儿子！他多漂亮！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她已经伸出手，用手指抚摸我的下巴。
　　“他叫维托里奥，”母亲的回答简短干脆。“他怕羞。”
　　“这不很可爱吗！现在的这些男孩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都是小恶魔！”
　　我母亲顾自又吃了一口。
　　“您的朋友呢？”那女人终于又问，她的嘴吐出最后一个词后还张开着。
　　我母亲耸起眉毛，似乎没听懂她问的是谁。
　　“噢，当然，他出城去了，”那女人说，勉强一笑。“多不巧——您喜欢我这样烧的猪肚吗？”
　　“比这烧得差的我也吃过，”我母亲回答。
　　“不错，卢西阿诺是到托纳蒙得买的，在塞克城这里你再也买不到好肉了。不过，你得当心别吃得太多！我有个朋友每天吃猪肚，吃了一星期，结果生了三胞胎！”
　　我母亲勉强笑了一下。猪肚是这地区人们在新婚之夜给新娘吃的，有助于她们生孩子。
　　“他们有没有长尾巴，那三胞胎？”我母亲问，依然微笑着。
　　那女人的脸一下子黑沉了下来，但很快发出一声假笑。
　　“哦，太太，您总是说笑话！”她又笑了一下，往围裙上擦着手。“好吧，您慢慢吃。卢西阿诺没见到您会感到遗憾的。酒我会收您个便宜价的。”
　　“吃你的饭，”那女人走开后，我母亲对我说，她也狠命地重新对付自己那份饭菜。然而，我这时胃口全没了，湿湿的面条在我嘴里开始使我反胃。但是，当我放下叉时，我母亲生气地看着我。
　　“怎么啦你？哦！够烦了！”
　　“这味道像屎一样。”
　　我终于发泄出来了，吐出了心中的怨恨，像吐出了梗在喉咙中的异物。但是，一下子我的脸火辣辣地痛了起来，我母亲抽了我一巴掌，狠狠地抽在我脸颊上。我喉咙哽住想哭，但强忍了下去，双唇紧闭着。现在我们周围几张桌子已有人坐着，但只有那瘦老头朝我们看，他从报纸上方盯住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看报。然而，我几乎是立即抬起头，透过饭馆的玻璃窗看那个穿黑色套头毛衣的女人是否在看着我们。不知什么原因，我一想到这女人看见我母亲生气的模样，一想到她万一再过来，好像吵架吵赢了似的向我们露出虚假的微笑，我脸上就会火辣辣痛得更厉害，而当我什么地方也看不见她时，心中才觉得好一阵轻松，似乎我母亲打我那一巴掌，根本不是惩罚，而是我们俩一起犯的罪孽，而且无人察觉。
　　我默默地拿起叉子，开始吃饺子，眼睛看着渐渐露出的碗底。我们吃完饭，卢西阿诺的儿子过来收拾碗碟。
　　“多少钱？”我母亲语气平板地问。
　　“但我父亲吩咐我一”
　　“别管它，”我母亲说。“就照原价算。”
　　
　　第九章
　　每年九月最后一个周末的圣母马利亚节，把太阳沟从一个沉睡的小乡村逐年改变成一个狂欢的城镇。三天的庆祝活动——音乐、跳舞、游行、放烟花——是在告别夏季，庆祝收获。人们从附近山村和塞克城来，老村民从罗马和那不勒斯来，都涌入本村；在遥远的农场打日工的人也都请了假；移居北方、瑞士、法国的人也挤上拥塞的火车，踏上长长的归程。有时候甚至出现几个美洲人，他们把回乡探亲安排在这个节日期间。
　　节前一个月左右，“庆祝圣母马利亚节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在村里挨家挨户收款募捐，以支付庆祝活动的费用。他们两人一组，身穿星期日才穿的最好的套装，使用最中规中矩的意大利语向村民们筹款。许多村民生活贫苦，有时候使委员们做这件事时并不那么轻松自在，但是村民们对本村的忠诚感情，却能保证即使是最贫苦的家庭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存放积蓄的罐甏中伸进手去，掏出该交的钱币。一年之中，这地区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节日，纪念保护本村的圣徒。存在于各村之间年深日久的相互竞争，使村民们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能让自己村给哪个邻村超过。圣母马利亚节被牵涉进这些竞争的原因不止一个：太阳沟原来的保护者是圣迈克尔，纪念他的节日是九月二十八日。但是，有一年爆发流行性霍乱，使太阳沟死了不少人，可卡斯蒂勒西村却一个人没死。村里人妒忌卡斯蒂勒西村的保护者圣约瑟比自己村的圣迈克尔法力更大，于是就向罗马申请更换圣徒。他们选择圣母马利亚作为替换的保护者，圣母有多次向上帝成功地为他人说情的长久历史，而上帝有时候让人觉得遥远，不可接近。罗马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但是他们最后自行其是地更换了保护者，虽然还保留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作为庆祝的日期。
　　各村之间这种竞争，在过去几年里，也造成了庆祝活动的奢侈程度不断攀升，因为虽说村民们的境遇并没多大改善，但是去海外发了财的同乡开始向这些庆祝活动大把撒钱。今年有传言说，太阳沟村会举行一次本地区以前见所未见的庆祝活动，因为那个大战前就离开太阳沟去了美洲淘金的萨尔瓦多?曼西尼给本村的庆祝委员会汇来一笔款子，数额之大会使教皇本人听了也要倒吸一口气。
　　但是，在我外公家里，并没有增加任何兴奋激动的感觉。就一年中的这段时间来说，我们家厨房倒显得异乎寻常地安静：因为往年虽说我外公很少亲自参加委员会会议，但作为村长，他在春天时主持选举出委员会，随着节日的来临，他通常对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常受邀调解委员会的内部纠纷，我们家厨房常因有人激烈争辩到深夜而显得十分热闹。但是，今年至今未见有人来争论放烟花的时间安排，或者应该向塞克城租多少把椅子、应该向乐队支付多少钱。委员会成员到我家门口来收捐款时，我外公没有像往年那样请他们进来喝一杯苦杏味酒，只是毫不张扬地将通常数额的捐款交给他们，而这些人也是拿了钱就走，甚至没到我们家桌子边坐一坐。实际上，我外公现在很少在家，一早就出门去迪?勒西的酒吧，吃饭时才回来，回来也很少说话，一天一天越来越沉默寡言，令人望而生畏。有一次我穿过村子去买牛奶，看见他孤零零一人坐在迪?勒西酒吧前的平台上，就像别的老头那样，目光茫然地望着前面，似乎他被安顿在那儿，免得碍手碍脚，就好比日渐衰老的父母白天时被女儿或媳妇安顿在楼上的阳台上自言自语，任凭日头晒，苍蝇叮。尽管我外公体弱有残疾，行走时弯腰曲背，可他一向给人的印象却是身材高大，令人生敬畏之意。但是，现在他似乎突然萎缩变小了，环绕他的光环好像消褪了。
　　我母亲也变得沉默寡言，像个影子。自上饭馆那天后，我们之间似乎隔了一层帷幕。一时间我小心护着这份疏远感，好像这是一个他日我可加以利用的可贵的伤口，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带给我的只是一种日益加深的别扭感觉，我和我母亲相互间突然成了陌路人，无话可谈，没有什么能填补我们之间的沉默。我母亲对菜园突然产生了兴趣，有时候从早到晚待在那里，锄地浇水，只有在准备饭菜——我们现在吃饭时都沉默无语——时才进屋来，浑身是泥土味和汗味，手也一天天变得老茧多了、粗糙了。虽说这菜园在她默默的照料下，经过仔细浇水，适时锄草，一天天长得更茂盛，更生气勃勃，但是这茂盛似乎只在表面而不在实际，长得快的只是叶子，到了这季节末已经成熟或者正要成熟的西红柿、辣椒和葡萄却不见肥硕。罗马种西红柿，我们叫“母牛乳头”的，已经开了些新花，菜园的一片绿色中颤动着几许黄色，但是这果实来不及在第一次霜降前成熟了。
　　我现在孤零零地打发时间，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来使这一切回复正常，等待着节日来临，等待着十月份学校开学。在学校至少我可以见到法布里齐奥，他现在正忙着帮父亲在地里干活。法布里齐奥真是我在村里惟一的老朋友，虽说他比我大一岁，一点也不像我，不怕羞，能逗人哈哈大笑。他走路时总是夸张地大摇大摆，挺着肚子，膝盖朝外，鼻子下巴齐往上挺，头上样子古怪地歪戴着一顶褪色的褐色灯芯绒帽子，仅盖住后脑勺。只有在学校和教堂里他才脱下帽子，把帽子塞在后边口袋里。他只有两条短裤，一条绿色，一条蓝色，每半月换一次，像月亮的盈亏一样，两个星期穿绿色，两个星期穿蓝色。即使冬天也穿这两条短裤，露着小腿到学校来，冻得皮肤发白起鸡皮疙瘩，但他一点不改走路大摇大摆的样子。他最喜欢的宝贝是一把折叠刀，是他叔叔从美洲买回来送他的，一头是大刀片，另一头是小刀片。有时候我们在山里逛时，他把刀借给我用来削木头或者在树上刻名字。
　　我和法布里齐奥从我上学前一年夏天起就做了朋友，当时他来到我放羊的草坡上，给我看他背上的伤痕，那是因为他让自己家的一只羊从山崖上掉了下去而挨父亲揍时留下的。
　　“伤不重，是吧？”他掀起自己的衬衣说。“他用皮带抽了我十五下。我在心里数着，忍住不哭。打完了我说：‘我现在就像基督一样，’因为他们也打过基督。我父亲一听又开始打。你要是不哭，他更生气，于是我哭了起来，好让他停手。这时我母亲开口了：‘够了，你要把他打瘸啊？’”
　　也就在那天，法布里齐奥教会了我抽烟。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两支压扁的香烟，指导我抽头几口，直到烟毫无阻碍地通过我的喉咙，整个世界开始绕着我坐着的那块山岩旋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在草地上打滚摔跤，大声笑着，笑从山崖上掉下去的羊，笑父亲打自己的孩子，笑世界尽管外表看来不动，实际上却在飞快地旋转，而这只有在你抽了烟以后才觉得。打那以后，每次法布里齐奥在太阳沟的街上见到我，就用嘶哑的男低音向我大声叫：“嗬，维托！”还拍拍肚子，学着村里男人互相打招呼时那副友好的样子。
　　我起先有点奇怪，法布里齐奥怎么会和我混在一起，我原先把他看作是属于那些团伙中的人，是那些似乎总是在我生活的世界以外形成的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们会在夜里秘密集会。但是，我错看了他，实际上他并不属于任何团伙，而只是想法挤进通常是由年幼孩子形成的这一帮或那一帮，做它几小时的首领，然后就在做某个游戏或某件事的半当中，对我突然说一句：“快，让我们走，”我们两个人就会单独出逛，在草地上躺下，或者沿河边蹬水玩。与年纪稍长的男孩子在一起，他会变得趾高气扬，不服气，与他们打架，打赢的机会却不多，因为他个子不大，但是他会从地上爬起身来，掸去裤子上的尘土，然后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似地走开，不在乎他最终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然而眼下是收获季节，法布里齐奥从早到晚在地里。我出去好几次去找他，给他看卢西阿诺给我的那一里拉银币，现在我一直随身带着。但是，法布里齐奥的父亲，村里人都叫他“丑八怪”，每当我在附近出现时，总找得到理由往法布里齐奥的后脑勺上揍一下，于是我不去找他了，而把自己关在房垦打发时间，假装在温习课本，希望母亲会上楼来查看。我有时会透过阳台门看她在菜园里锄地，她头发用围巾挽在脑后，弯腰去拔野草时，乳房紧绷着衬衣。于是我又回到床前，房内的寂静包围着我，如尖声叫喊似地充塞我的头脑，把里面的任何的想法都挤了出去。这寂静似乎是从房子的每个角落流淌出来，溶化了家具和墙壁，使我悬浮在一片纯粹的、电击般刺激的真空中，这寂静是如此脆弱，连母亲的锄地声似乎也会把这房子连地基一起摧毁。然后，到了晚上，我躺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看，我会听见母亲的轻声抽泣夹杂着风的呜咽，成了天籁而非人声．似乎这空气无法再承载人发出的声音，所有的人声都被这寂静压抑着，埋进了土里。
　　
　　第十章
　　节日的星期六下午，教堂钟声敲响，我和外公在阴沉的天空下去教堂出席标志节日正式开始的宗教仪式。我们穿着礼拜天才穿的最好的衣服，我外公在战争中得到的勋章整齐地列成一排，佩在他上衣前胸的口袋上。街上已挤满一小群一小群在门口谈论说笑着的男人，还有匆匆赶往教堂的全家人。一些以前的村民从罗马和拿不勒斯赶来，他们的菲亚特500型和600型小汽车停在村外通向公路的小道上。
　　“噢，村长！”我外公经过时，他们中有一位大声招呼着。
　　但是旁边有人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他就闭口不吭声了。我知道那人告诉他我外公已辞了村长一职。
　　这是前一天夜里在庆祝活动正式开幕时发生的事。正式开幕式没有娱乐节目或表演，但是大多数村里人都参加了——不是为了听那持续一小时左右的由各位委员宣布庆祝活动开始的演说，而是为了听最后宣布的捐款账，这时村里人就会知道村里是否有哪个人捐得特别多而使其他人蒙羞，或者是他们自己捐得比邻居多而招人妒忌。我外公和委员会委员一起坐在庆祝活动的乐队席里，轮到他讲话就站起身来，声音如冬天似的干涩。
　　“像我这样又老又瘸，不该再管村里政务，”他说。“有许多年轻人急着想取代我。让他们中哪一个站出来干吧。”
　　我和外公到教堂时，钟声已停。最后几排座椅都坐满了，后到的人已溢出到门厅里，已无法走近圣水钵取圣水涂抹自己，但是人们还是闪开一条小道让我和外公过去。我惊奇地发现，前排还有几个空座位留着给我们。人群不断扩大，最后终于有人站到了教堂前的广场上。教堂门用东西撑开着，一阵凉风吹进教堂，像一声叹息，盖过汗水、旧木头和坍坏的墙灰混合而成的浓浓的霉味，使人感觉一股湿意和清新。
　　教堂里没有风琴，因此，礼拜式开始的标记总是这样：尼古拉神父从位于教堂后面的教区神父住宅门口走向圣坛，同时唱出了赞美诗那最初的颤抖的音符。他的声音宣布他已到场，于是我们在座位前站起身来，虽然今天他并不是从神父住宅、而是从教堂广场进来的，站在门廊里的人群闪开道让他经过。今天尼克神父仅穿着通常的黑袍和白披风，头戴无檐便帽，仅被指派来开道的；因为在他身后是塞克城的费兰诺大人，全身白袍，肩披织锦短披风，白绸圣带绕过脖子垂在法衣前襟上闪闪发光，似乎马上要变幻出各种色彩来。护卫着他的是四名脸容如小天使般的圣坛男童，撑着一顶飘着流苏、色泽华丽的紫色锦缎华盖，遮在他头上。我在卡斯蒂勒西村见过一次费兰诺大人，是在圣朱塞普节上，但是他从未出席过我们的节日庆祝，人们说原因是罗马的教会一直未原谅我们擅自更换圣徒。每个人都转过脸去看他进入教堂，赞美诗的颤声中一下子夹杂进一阵细声交谈和耳语声。遮着费兰诺大人的华盖从广场进入教堂时被门框上部挡住，队伍稍停了一会儿；但是很快他又不受干扰地往前走，沿着短短的教堂通道走向圣坛，他身边的圣坛男童，用甜美的童声高音唱着赞美诗，与他同步朝前走，小拳头紧握住撑着华盖的金属杆。到圣坛下，这些男童退下，将华盖折起放在教堂一角，而费兰诺大人则谦恭地在教堂一侧高坛的一个座椅上坐下。
　　尼古拉神父带领我们做弥撒的第一部分，费兰诺大人一直坐在座椅上，双手整齐地交叠着，放在膝部教袍上，只有在与教堂内会众一起唱无伴奏的素歌时才响起他的男中音。尼克神父今天讲道时异常流利，舌尖吐出的每个词都带着装饰音，似乎伴有一种语音上的盘绕旋曲。坐在一侧的费兰诺大人好像是在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牵着他，使他缓慢地朝高坛座席那方向不断曲身弯腰，因此有十几次他突然朝相反方向转过身子以作补偿，目光越过会众的头顶，朝着悬挂在对面墙上的苦路14处（指天主教按顺序排列于教堂中供人膜拜的14个十字架，各配有耶稣受难经历的图画或塑像。），作短时间的讲道，接着他又慢慢地将身子侧往费兰诺大人坐着的方向。最后，到布讲《圣经》教义时，费兰诺大人站起身来，尼克神父微微躬着身子退到教堂高坛座席上，从教袍口袋里掏出手帕，小心翼翼地揩着额上的细汗珠。
　　费兰诺大人站在教堂的小小的读经台前，身形高大如一只巨大的山鸟，他沉静地站在那儿，却似乎使教堂座椅上的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教堂内一下子变得沉寂无声。他开始讲经，沉静地用不带任何方言成分韵精纯的意大利语，开头难懂，但越讲越清晰，如清澈透明的玻璃，似乎语词本身已消失，只剩下语义，留在空中如清风吹拂。
　　“圣母马利亚是个女人，”他说，手指修长的双手叠着放在读经台上，“她身上刻有上帝的恩宠，她因受圣灵感孕而生子仅是她内心纯洁的标志。但是，她又是一个有血肉之躯的女人，是普通劳工的妻子。这样一个女人”——讲到这里他举起一只手，伸开两个手指，做了个横扫整个教堂的手势——“你们也许都可以看到，她在这山村街道上行走着，手上抱着孩子或者头上顶着水罐。福音书上告诉我们一个充满善和德行的女人。但是有一个故事福音书上没有讲。书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到这里，他离开读经台，从圣坛下来走向会众——“没有告诉我们她肯定遭受到的来自怀疑宗教的人的羞辱，这些人不相信童贞女因圣灵感孕而生子。书上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语速和音量慢慢加大，“她和约瑟为赡养家人而经受的苦难，这是我们都面临的相同的苦难，穷人的苦难。书上没有告诉我们”——这时从他口中进出的词一个个如子弹从枪中射出，他用一只手击另一只手的掌心打拍子——“没有告诉我们，当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生的第一个孩子遭人群唾骂，并像一名普通罪犯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她所感觉到的痛苦。”然后，他停顿一下，如暴风中的海水突然平静下来，接着用近于耳语的声音说出：“这也是有关圣母马利亚的故事。”
　　仪式一结束，委员会四名身高力强的委员挤过站在教堂后面的人群，顺着通道往前走，扛着一个通常用来从教堂抬棺材去墓地的木头架子。他们把木架放在教堂高坛右侧供奉圣母马利亚的穹顶壁龛前，这是一座巨大的脸带微笑的塑像，圣母身后是星光闪烁的光轮，身披鲜艳的蓝色长袍，膝上抱着婴儿时的耶稣。我们留在座椅上，看着她被抬上木架，而尼克神父手拿圣水器，耐心地站在高坛台阶上等着带队游行。费兰诺大人又回到高坛座席上坐下，看样子他不去参加游行，但是他会让游行队伍用他的织锦华盖和圣坛男童，这些男童正费劲地在教堂通道上把华盖重新撑起来，而那几个委员会委员正等着用华盖罩住他们抬的圣母像后挤出人群去。
　　今年的庆祝委员会的头是艾尔弗雷多?马斯特罗安东尼奥，这时他从旁边一条通道走向前去，向费兰诺大人致意。艾尔弗雷多是尼克神父的叔叔，在村里受人尊敬，因为他不用干活，靠从继承的土地收取地租过日子。虽说他并不富，没有汽车，也没有巨宅，但是他总穿着套装在村里到处逛，对每个人说话都用措辞小心的华丽的意大利语，因为他在塞克城上过高中。他单腿跪着接近费兰诺大人，用嘴唇去吻大人伸出来的手背，然后大声感谢他能光临，惹得教堂里的人都把头转过来看他。他站起身，目光朝几英尺距离外坐在前排的外公简短地扫了一下，好像想把我外公介绍给大人，他的手已向我们这方向作了手势，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止住了手势，而是突然地合上双手，似乎是把我们拒绝在外，然后转过身子，一边仍热烈地对大人说着什么，直到把背部完全对着我们。
　　游行这时已开始，尼克神父领头，神色庄重地走向出口处，一边从圣水器向教堂通道洒圣水，提高嗓门唱着颂歌。圣母马利亚像，如古代女王般端坐在轿舆上，头上罩着华盖，跟在他身后。教堂通道很快地挤满了从座椅上出来的人，教堂空间回响着歌声：
　　您的双眼比大海更美
　　您的皮肤洁白如大洋珍珠
　　您的双颊艳若玫瑰
　　被救世主，您的儿子亲吻
　　您的双唇美如鲜花。
　　我和我外公跟在队伍后面，沿着通道走出门外，他在我身边阴沉着脸，一声不吭。游行队伍现在沿着迪?勒西的酒吧后面斜坡上的小道拉开了，这条道走了个“之”字形通向大广场。队伍走得慢，甚至按着我外公的步速走，我们也跟得上。在仪式开始前就挂在空中的那一大片灰色的云现在更浓重了，风变得又湿又冷。当我和外公排在队尾进入广场时，天已经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
　　
　　第十一章
　　从广场开始，游行队伍沿着通向坡下山村边缘处的S形道路行进。队伍开始膨胀，因为那些未出席仪式的人这时走出家门加入了进来，他们举起套头毛衣和夹克衫遮在头上，挡住毛毛细雨。有几家屋前摆放着桌子，像圣坛似地铺着白布，供着水果、鸡蛋和用干无花果树枝编成的花环。游行队伍到这儿就会稍停一会，女人们会拿着供品走上前来，有的把水果和鸡蛋放在圣母马利亚像的脚下，或者把花环套在她的脖子上，有的则把钞票塞进她膝上衣裙的褶皱处。身披黑色蒙头斗篷的老太婆从二楼阳台上往圣母马利亚像经过的道上抛洒着谷米，就像举行婚礼时做的那样。有个老太婆扔出一把硬币，一伙男孩突然一窝蜂般冲出游行队伍去捡钱。但是我没跟着去，我太怕羞，不会离开我外公身边，而是出自本能地伸手进自己口袋，去抓那块能带给人好运的一里拉银币，手指抚摸着，再一次体味它的质地和重量。
　　这时我和外公身后已拥着一大群人，不过我们四周似乎还有一小圈空间，足够让我外公自如地挥动他的手杖。我开始跟着唱歌，但我身边的外公依然双唇紧闭，如石头般保持沉默，以一种僵硬的决断的节奏挥舞着手杖，敲击着因沾着泥浆而变得滑溜溜的铺路圆石。最后，游行队伍从圣朱塞普街拐出，来到乔凡尼?巴蒂斯塔，是村里较穷的地区，法布里齐奥就住在这儿。这儿的街没铺石子，经过雨水冲刷和游行者的践踏，现在积了厚厚一层泥浆，上面印满凌乱的脚印。这地区的房子，与村里其他房子一样，是用又厚又重的石块造的，但都是一层楼的，而且较破旧，门框上的漆已剥落，里边的木头已开裂朽烂，有些房子的窗户上仅蒙着发黄的油纸。其中有的房子已无人居住，房主去了美洲，百叶窗被钉死，门用木板条封上，墙开始倒坍，屋顶因朽烂和白蚁蛀蚀而坍陷。我们经过法布里齐奥的家，房子如别人家的一样又破又旧，铺着瓦片的单坡屋顶，从房后部倾斜到前部。我从没进过他家，因为我去他家叫人时，法布里齐奥的母亲，一个干瘦的黑眼睛瘸腿女人总是满脸狐疑地打量我，让我等在外面，但站在门口我还看得出这是个光线暗淡的单间，中间有一块脏污的布帘隔开，几件简单的家具，光秃秃的坚硬泥地，壁炉看上去就像是在墙上挖了个空洞。法布里齐奥曾告诉过我，夜里他和家里人睡在布帘的这一边，羊群就睡在另一边。现在看来似乎没人在家，没人站在门口奉献供品；家里人也许都去地里干活了。法布里齐奥的父亲是村里少数几个几乎不向庆祝节日捐款的人之一。
　　但是当我们走到街的尽头时——从这里往下是个斜坡，陡然走了个“之”字形，与圣朱塞普街重新交合——有人从一条小巷里轻声叫我：
　　“哎，维托。”
　　是法布里齐奥，从小巷阴影处向我做手势让我过去。他的帽子因为淋雨而搭拉了下来，光着的小腿闪烁着水光。
　　 “我在外边放羊，”他咧嘴笑着说，“但我把羊留在草地上，自己跑回来看游行。我不用再去割麦子了，因为我割伤了自己。”他给我看自己用镰刀割破的地方，是小腿肚上一条长长的已结了黑痂的伤口。
　　“羊不会跑丢吗？”
　　“嗨，我每次想走开一会儿，就让那些羊跳到公墓旁边的那个洞里去，那是打仗时人们藏身的地方。不过，我过一会儿得把羊从洞里弄上来，那真得叫声‘圣母马利亚’了。它们肥得像牛。”
　　我们身后的街上，还走着游行队伍中最后几个零零落落的人，他们经过时，说话声短暂地在巷中回响。法布里齐奥朝他们看了看，突然低下头，把我从小巷深处拖。
　　“天哪，”他蹲在阴影处说，“我姑姑卡棒拉看见我了，要是她告诉我父亲，说我在跟你说话，他不把我打个半死才怪。”
　　我这时也出自本能地蹲了下来，扭过头去往街上看，突然感到有点偷偷摸摸的。
　　“这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法布里齐奥说，这时用的是耳语，随着游行队伍的颂歌声的渐渐远去，我们的说话声似乎突然响了起来。“是因为你母亲和那条蛇。那毒眼。”他扭曲着脸做出凶狠的样子，伸出两个手指放在头顶上，算是一对角，模仿着毒眼。
　　我一声不吭地蹲了一会儿。
　　“今天夜里我们不能一起玩吗？”我终于问他。
　　“这不安全，”法布里齐奥说。“我们得等到开学。到那时我们要好好乐它几回。我父亲现在抽带过滤嘴的香烟了。”
　　他伸手向口袋摸去，掏出一根因雨水而变得湿软的香烟。
　　“你待会儿抽吧，”他低声说。“我得回去看羊了。”
　　这时雨已停了，头顶上灰色的天幕露出小片的湛蓝色。游行队伍顺着圣朱塞普街回去，又穿过广场，尼古拉神父仍走在前面，手持圣水器，圣水和脚下的泥土混合在一起。圣母马利亚像仍然被人群高高地簇拥着，浑身干燥，罩着紫色华盖，随着抬像人的运动而上下快速摆动，虽然她头上的华盖因雨淋和集聚的谷物粮食，中间已下陷。一小群观礼者，主要是罗马人，站在迪?勒西酒吧前平台的雨篷下，向游行队伍挥着手，不想被污泥和雨水弄脏衣服。
　　我又走到了外公身边，他仍是步履沉重地在因稀泥而变得滑溜溜的街上走，动作僵直，态度沉默，沉重的鞋子如马蹄敲击着铺路圆石，啪啪直响。风力增强了，云被扯成千条碎片，如幽灵般轻快向东飘去，头顶上天空迅速晴朗起来。我们走近村边时，突然出了太阳，日光冷冷地照在从屋檐往下掉的雨珠上，折射出黄金白银色。我们走近自己的家，我从队伍里往外看，想知道我母亲在圣母马利亚像经过时是不是会出现在门口。但是，家里似乎空无一人，连二楼阳台上的窗帘也是拉起的。
　　游行出村约半英里，在通向公墓的生锈大铁门前结束了。公墓仅占据着一小块圈起来的土地，新近去世的人通常就埋在老的墓地上，为的是节省土地。每次挖新坟总能掘出一堆无名氏的残骸。公墓的位置在一条陡峭的泥土小道尽头的荒草高地上，但在公墓门前，小道还未往下坡走处，有一座年代悠久的小教堂，教堂顶和外墙长满了青苔和蔓生的爬藤。这小教堂将供奉圣母马利亚，直到复活节，然后再举行一次游行，将她迎回原来的教堂。小教堂内部毫无装饰，为的是不招引盗贼，惟一带色彩的地方是后墙顶端处那扇装着彩色玻璃的小圆窗，以及教堂内制作小圣坛的蛇纹大理石板上斑驳的绿棕两色。每年圣母马利亚都被安放在教堂后墙上那壁炉大小的神龛里，从那儿她能透过教堂门上半部明亮的扇形玻璃窗，清晰地看到山谷，看着山坡在春天被慢慢染绿。
　　我离开外公身边，悄悄地从人群中钻到小教堂门口去看大人们怎么把圣母马利亚像放到神龛中去。华盖已放下，两个抬圣母像的人已把像搬离木架，正把它从窄窄的教堂门中挤进去。其中一个在教堂门槛上绊了一下。差一点要脱手，人群中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叫。
　　“现在动作轻一点，”尼克神父在门内说，抬像的男人们从他身边挤过去，他殷勤地往一边让。“这材料很容易碎。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个真家伙的圣母马利亚像，用大理石做的。”
　　“请允许我讲句实话，”一个男人说，一边轻轻地把塑像往神龛里边塞，“我的肩膀告诉我，这个塑像已够真家伙的了。如果你做个大理石的，那你只能一年到头让它待在这儿，谁还抬得动。”
　　“如果你做个大理石的，”我身边有个人说，“你得保证她还没有怀上孩子，这样可减轻点分量。”
　　“否则，她得把孩子留在家里，像别人一样。”
　　但正说到这里，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荡，所有的眼睛都朝天上看，一团白色轻烟还映衬在已变得几乎一片湛蓝的天空上，刚过一会儿，又出现了一小团白色，在天空如鲜花般开放，紧接着是“砰”的一声，然后隔着短暂的间歇，又是第三下、第四下，最后一长串急速的轻烟和爆炸声，一下接着一下，回声连续不断，直到整个天空回荡着爆炸声。这是首批点燃的烟花，显示出巨响的威力，向整个山沟宣告，今夜在太阳沟将有欢宴庆祝和歌声。
　　
　　第十二章
　　我和外公回家时已近黄昏，日光淡淡的红日往卡斯蒂勒西村后下沉，因为下午那场雨，我浑身骨头都感觉到寒意。然而，我们家的厨房却是暖暖的，我母亲坐在一小盆火前，俯身向前取着暖。桌上放着两个盘子，中间是个大浅盘，放着面包和几片厚厚的干奶酪，我外公坐的位置上还放着瓶酒。
　　“你就不能烧点汤？”外公说，但是我母亲并未从火前转过身来。外公把他的夹克衫挂在椅背上，把它移到火前，然后朝自己屋子走去。
　　“浪费柴火烤你的脚倒可以，就不能让家里人吃得暖一点。”
　　换下湿衣服后，我和外公在桌前坐下吃饭，而我母亲仍坐在火前。外公这时喝酒的样子和维托里奥爷爷以前的样子一样，急饮几口就把满满一杯喝光，然而他并没有像我爷爷那样，让酒消释他心中的怒气，却似乎使他心中更不愉快。
　　“妈妈，”我吃完后走到她跟前轻声问，“今天夜里你不去听音乐吗？”
　　“我不大舒服，”她声调平板地回答。“我想我就上床去睡了。”
　　“笨蛋！”外公突然说，在椅子上转过身来。“你倒不如干脆向大家公开宣布！”
　　我母亲在椅子上动了一下，但并没有朝他转过身来。
　　“就像你昨天夜里那样？”我母亲终于回答。
　　“我做什么，是我自己的事。”
　　“那么我做什么，”我母亲轻声回答，盯住那火看，似乎与它分享着一个秘密，“也是我自己的事。”
　　“除非你不住在这个家里，不要脸的丫头！除非你不想再做我的女儿！”
　　外公的脸气得通红，拿起手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留下一盘没吃完的食物。当他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时，我母亲站起来收拾桌子，把我外公吃剩的东西一下子倒进火里，她从不这样做，甚至面包也可留着喂猪，接着她转身上了楼。我坐在火盆前，拨拉着余火。我母亲丢进去的干酪滋滋地响了一阵，最后化成了一团火。我外公终于从房里走了出来，穿一件厚厚的黑色套头毛衣，那件别着一排勋章的夹克衫还在火前烤着。
　　“穿好上衣，”他生硬地说。“会冷的。”但这时我母亲的房门开了，她走下楼梯，手上拿着我的上衣，她自己肩上披着厚重的披肩。她下楼梯时，我外公简短地瞥了她一眼，然后跨步出门，走进正黑下来的街道，我和母亲跟随着，很快融人了正朝广场走去的村民和外来客人的人流之中。
　　街上现在已排满了汽车和大车，沿着街边的明沟紧紧地一辆挤着一辆，骡子在寒气中呼哧呼哧地喷着鼻息，哞哞地叫着，拉扯着牵在汽车挡泥板或者埋在房前的铁圈上的缰绳。广场上早已是人声鼎沸，一小群一小群穿厚毛衣的男人和围着披肩的女人聚在光线暗淡的提灯四周，孩子们在阴影中跑出跑进。放在广场上的许多椅子上已坐了人，年纪稍大的女人坐在前面，可以把舞池看得清楚一点。到今晚活动结束，她们能够正确地预测来年春天有哪些青年男女会举行婚礼。迪?勒西酒吧前的平台上熙熙攘攘，不断有人从酒吧门进进出出，手里拿着杯啤酒或葡萄酒，黑头发的年轻小伙子们靠在平台栏杆上，一伙人围着一张桌子，打牌人牌兴正浓。
　　在平台的上侧，乐队座席一角和酒吧之间，正停放着一辆大客车，这车不知用的什么办法才勉强沿着圣朱塞普街开来。后车门上黑色大写字母写的是：“莫利塞角”，下面字体较小的大写字母是“民间乐团”。这就是今夜将演奏的乐队，这个乐团能来是庆祝委员会的成功一招，是因为有了来自美洲的捐款才请得起的。据说这个乐团闻名全意大利，他们演奏的歌曲常在电台播放。以往，太阳沟通常是从塞克城或卡普拉科塔雇请乐队，总是七拼八凑的几个歌手，有时候是个家庭乐队，在台上排成个半圆，好像要拍张婚礼照似的，跟着一个手风琴手的领奏唱歌，偶尔还有一面鼓和一支铜号或长号伴奏。但是，这个“莫利塞角”乐团是老远从坎普巴索城赶来，路上要走大半天。乐团带来的乐器，已摆放在舞台的天棚下，在数盏提灯的光照下，闪烁着银色、黑色和血红色，模样奇特，不像是真的，似乎与眼前这广场或者聚在广场上的人毫不相干，像突然从天上降落到我们中间似的。
　　太阳沟还没通电；但是从乐团的乐器上拖出来的一大堆电线最后连接上一根黑色的粗电缆，电缆在地上又蜿蜒而行，通向乐团的大客车。乐团座席四周，一根根木柱上挂着一串串白色和橙色的灯泡，还有两串灯泡从演出舞台延伸出去，穿过舞池，一串连接到迪?勒西酒吧的平台上，另一串连接到广场对面一幢房子的屋檐下，这些灯泡在夜间寒风中像小汽球似的晃动着。多年来，太阳沟的村民急切地盼着能用上电灯，催着我外公去游说常驻在塞克城的政府代表，而且有一个供电工程实际已经开工，但是卡斯蒂勒西村的共产党员听说这电线不会延伸到他们村，就在夜里出动，一把火烧了正在施工的机器。现在，这项工程剩下的只是半英里长的路上竖着的光秃秃的电线杆，从塞克城边开始沿着通往太阳沟的公路，像一排排枯死的树。但是今夜看来我们会有电灯了，那些白色和黄褐色的灯泡耐心地悬在我们头上，似乎将很快出现某种奇迹，让它们发光。至于庆祝委员会的那些委员对于村民向他们提的问题，用一种漫不经心却又带权威的态度，不屑回答。
　　“你们等着看吧。”他们说。“像变魔术似的，‘噗’一下全亮了。”
　　我外公在前面领路穿过人群，不左顾右盼，对那似乎因电灯而引起的一阵好奇的骚动完全没加注意。我朝广场的另一边望去，看见法布里齐奥的哥哥富尔维奥在一群年纪稍大的男孩中间抽香烟。富尔维奥比我大五六岁，早早就退了学帮他父亲在地里干活，肤色黄褐，肌肉发达，已发育得像个青年人。
　　“找法布里齐奥，对吧？”我经过时他看到了我的目光，就问道。“他病了在家。他屁股也给打烂了，”他周围那群男孩轰然大笑。
　　我外公领我们走到最后一排位子坐下。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旁边的几个位子空着没人坐；但是，最后终于有人从我们背后熟悉的嘈杂讲话声中走到前面来，是个身体修长的黑眼睛男人，头戴浅顶软呢帽，穿一套剪裁精良的蓝色西服，在我母亲身边坐下前，尊敬地向我外公点点头。
　　“艾尔弗雷多！”我母亲说。“没人告诉我你回来了。”
　　“我是昨天夜里到的，”那男人说，带明显的卡斯蒂勒西村方言中的鼻音。他脱下帽子，目光盯住它，回避着我母亲的注视。“我回家来想把土地卖了。”
　　“卖地？干吗，付那套西服的钱？你看上去倒像‘克莫拉’（原文camorra，意为“秘密组织”）的人。”
　　“我要把家里人接到加拿大去，”他说。“分开五年，时间够长了。”
　　“今天夜里看来你不在乎分开。我没见你老婆和你在一起。”
　　但是，那男人没有笑。
　　“你男人让我捎点东西给你，”他停了一会儿说。他伸手掏向里面的口袋，递给我母亲一个信封。她打开信封，里面一张钞票掉在膝上，钞票每个角落都印着个数字：50。
　　“这是干什么？”
　　那男人耸耸肩。
　　“让你过冬用的。”
　　“他通过银行给我寄钱，”我母亲说。“他也许比我更需要这点钱，我听说他住在鸡窝里。”
　　“那是一间与昂伯托?迪?门纳的牲口棚相连的辅助房，”艾尔弗雷多说。“他一定跟你在信中说过。他们装修了一下，他有水和电用。”
　　“他在信中什么也没跟我讲，”我母亲说。“他只是发牢骚。信在这儿，你自己看。”她飞快地浏览一下那男人带给她的信。“啊，好极了，看这儿：‘务必让维托里奥有几件暖衣过冬。’我真幸运，有他来提醒我，否则那可怜的孩子会光着身子到处跑了。”
　　艾尔弗雷多用手指抚摸帽檐。
　　“他打算买个农场，”他说。“他想接你们过去。”
　　“他知道我不会离开我父亲，”我母亲有点急促地说。“如果他以为我会去那儿住牲口棚，无论如何他想错了。在我们太阳沟这儿就有些挺不错的牲口棚。”
　　他们这样交谈时，我外公一直盯住台上看，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但这时他突然拄着拐杖站起身来。
　　“说得好，”他低声说，强压住音量和鄙夷吐出这个字，听起来冷冷地像冰似的悬在空气中。“愿上帝宽恕我，养了你这么个女儿，说话像个白痴。”
　　他穿过广场往回走，人群闪开道让他过去，然后又把他吞没。艾尔弗雷多和我母亲对视了一会，我母亲不自然地把目光移向别处，双颊飞红。当艾尔弗雷多又开始说话时，口气不知不觉地有点咄咄逼人起来。
　　“马里奥这几个月不容易。他丢了工厂里的那份活，但他还是给你寄钱，尽管这钱他只能去借。”
　　“他丢了工作，是因为他跟任何人都合不来。我也听说那些事了，尽管他不告诉我。我了解马里奥，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没办法跟他讲话。他惟一在行的讲话方式是动手打。他现在给我寄钱是因为他为人太傲，不肯承认自己被解雇了。”
　　“讲得不错，你听说那些事了，”艾尔弗雷多低声说，几乎带威胁口吻。“那么你认为那边的人听到这里发生的事要多少时间？到时候你看他还会不会给你寄钱来。”
　　“啊，就这么回事，是不是？真是个大笨蛋！你以为我要的是钱，是不是？钱在这儿，拿回去给他，那个笨蛋，告诉他我不需要他的钱。”
　　我母亲把还拿在手里的钱团皱了，塞到艾尔弗雷多的衣服一侧的口袋里。“或者你喜欢告诉他什么都可以，我不在乎。”
　　艾尔弗雷多把钞票从口袋里抽出来，慢慢地展平，然后紧紧折成一小叠，塞进他座椅的柳条间。
　　“我不会告诉他任何事，”他说着，一边站起身来。“但这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你。”
　　他走了，我母亲把那张钞票从椅子里抽了出来，又展平。
　　“白痴，”她低声骂道，一下子把那钞票从中间一撕为二，然后把撕成一半的钞票又撕了一下。她朝自己身旁和背后看了一眼，似乎在找地方丢掉那些碎片；但是最后她塞进了裙子口袋。
　　演出这时正要开始。主席作了一篇长长的演说，赞扬今年庆祝委员会取得的成就后，便介绍演出的第一个节目，由邮差西尔维奥表演。每年节日的星期六夜间庆祝活动都由他打头，朗诵他自己写的诗。西尔维奥的父亲在一次大战前在美洲发了一笔小财，就送自己儿子上了大学；但是西尔维奥交结的一些年轻人却欺骗、利用他，他开始酗酒赌博，到最后做父亲的只得离乡去把儿子接回家，帮他偿还积欠下来的赌账。他们说父亲找到他时，他身穿破衣，蜷缩在房间里的一小盆火前，撕着但丁的著作烧火取暖。现在他担任本村邮差，上午送邮件，白天剩下来的时间就一个人待在他父亲用美洲挣来的钱造的大房子里喝闷酒。他的父母已双双过世，父亲挣来的钱很大一部分花在他那失败的教育和偿付赌债上。因此，西尔维奥每年的诗歌朗诵就成了某种笑话，能使村民们趁机乐一下，似乎能提醒他们自己过分雄心勃勃会产生危险。西尔维奥现在站在台中央，数盏灯照在他身上，花格子西服太小了，紧绷着他微微发胖的身体，衬衣上掉了颗钮扣，露出一段淡红色无毛的肚子，他的衣领装饰着小黑领结，钮扣扣得紧紧的，头像个大气球似的挤出衣领，酡红的脸颊显示出他喝酒过量，然而他的眼睛水光盈盈，如幽黑的水池，似乎属于另一个人。他的身体就好比是一个面具，一套戏装，躲在里面的是某个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
　　“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始说，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我深感荣幸，再次受邀与你们分享我的几首小诗——”
　　“好，西尔维奥！”有人大叫。
　　“不要演讲！给我们来首诗！”
　　其他人跟着起哄。
　　“嗬，西尔维奥，来首诗！一首来自诸神的诗！”
　　“每年都是这老一套的蠢话，”我母亲说，“看那个傻里傻气的家伙，还像个小孩似的笑个不停，好像下面这些人除了羊以外还懂点什么东西似的。”
　　西尔维奥眼睛朝天上望，开始朗诵，把关于爱情和乡村的诗，与叙述反抗加里波第的绿林好汉故事的民谣混合在一起，到激昂处，他常常举起拳头拍打胸部，或者在空中挥舞。每朗诵一首诗，台下的人群就鼓掌欢呼，刺激得西尔维奥更兴奋。他以一首赞美圣母马利亚的颂歌作结束，在胸前紧握双手，模样像个罗马演说家：
　　圣母，我们想起您
　　在田野孕育着庄稼的时候
　　当檄榄熟落，如天降甘霖
　　葡萄如充满乳汁的乳房挂满枝头。
　　圣母，我们想起您
　　在田野一片荒凉的时候
　　当树木萧索独立，如失去爱情的女人
　　酒窖干涸如西风。
　　圣母，我们来到您脚下，如爱人
　　献上亲吻和爱抚。
　　您在秋天赐福于我们，冬天给我们以安慰
　　圣母，我们想起您。
　　
　　西尔维奥满脸放光，从台中央躬身后退，下面一片嘘声和叫声，要他再来一个；但是当他似乎就要转身回来时，等在台侧阴影处的委员会主席却对他皱着眉，不赞成地摇摇头。在最后一阵断断续续的掌声响过后，主席走到了台中央。
　　“请听我讲，”他说，“乐团要求在他们出场前，我们大家把灯灭了。”
　　开始大家犹豫，但是在主席的劝说下，提灯一盏盏灭了，黑暗慢慢地吞没了广场。观众在一片沉寂中坐了一会儿，但见什么也没发生，就开始在座位上不安起来，大声嚷嚷着是不是把灯再点起来。接着，迅速地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从乐团大客车的方向传来一台引擎“啪啪啪”起动的声音，越来越响，成了高声的嗡嗡声，然后又低了下来变成了一阵呻吟。最后，悬挂在我们头上的灯泡突然大放光明，广场一下子成了白昼，从观众中发出一声惊叫。大家还没来得及从这番震惊中回过神来，台上便滚过来一阵雷鸣似的爆炸声，原来乐团成员已排在乐器后画，开始演奏一曲节奏强烈的前奏曲。一会儿合唱队成员随着音乐的节拍踏着步子依次上来，在台上站好位，左侧三个女歌手，右侧三个男歌手，都穿着绿、白、黑三色鲜艳的演出服，同时最后一对演员出现在舞台的聚光圈中，手牵手轻快地走向台中央，一个是年轻的黑皮肤女人，像个吉卜赛人似的，手臂上装饰着十几个金色臂镯，另一个是男演员，宽大的衣袖上满是金光闪闪的饰片，乌黑的头发梳理得像是镀上了一层银光。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是‘莫利塞角’乐团。”
　　在声与光的突然冲击下，台下人群似乎还陷于种种恍惚出神的状态，太阳沟的中世纪广场转瞬间成了富丽现代的繁华地，明亮喧腾不逊于罗马或拿不勒斯的任何街道。但是，台上的歌手随着前奏曲的曲调，立即开始唱一首歌，斗开了嘴：
　　倘若你发现有个士兵躲在我床底，
　　你就暴跳如雷，丧失理智，那你是冤枉了我。
　　你的第一次罗曼史美妙无比，
　　你的第二次罗曼史更尽如人意。
　　
　　这时人们才渐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摇头晃脑地慢慢朝台前移动，好像走向神示所。我们似乎是被带入了老师讲的有关圣徒的故事中，世界突然充满了光明，一切事情都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是，我身边的母亲坐着纹丝不动，像个卫兵似的，双臂交叉紧紧地护着胸部，以抵御寒冷，尽管我们周围的座位很快空了，只有年纪偏大的村民留在后面，其他人都推拥着向台前的灯光挤过去，想看得清楚些，渐渐地有人成双作对开始渗入跳舞区。
　　“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灯泡似的，”我母亲说。
　　在整个第一套音乐节目进行过程中，我母亲在我身旁坐着，既不动弹也不吭声，抬头朝舞台方向盯着看，似乎仍在盼望台上会揭示某种秘密。我们身后的广场现在已是空荡荡的一片黑暗，寒风侵袭着我们的背部。一小群男人退到迪?勒西酒吧的平台上，但其余的人都涌向暖和明亮的舞台。乐团演唱的歌曲在我听来很陌生，像外国歌曲，甚至他们唱的那几首当地歌曲也因为他们乐器的弹拨吹奏声而变得不熟悉起来。这种弹拨吹奏声充塞了整个天空，以致在唱罢每首歌曲后的间歇时，整个广场似乎吸净了所有的声音，尽管台前人群和乐队大客车的嗡嗡声不断。但到了这时，村民们似乎喜爱上了这些乐器发出的嘈杂声，好像他们天生就这样。跳舞区总是挤满了人，对对舞伴调整自己的萨尔塔雷利舞和塔兰台拉舞的舞步，以适应乐队尖声刺耳的节奏。演唱间歇，领唱歌手——他们自我介绍分别叫马里奥和玛丽亚——和观众开着玩笑。
　　“老实告诉我，玛丽亚，你对我不忠实有多少次了？”
　　“请抬起头看天。你看见了多少星星？”
　　“啊，玛丽亚，有那么多次了！你应该小心，你知道，一个被伤害的男人会变成恶魔。”
　　“头上长角的并非都是恶魔。山羊也有角。”
　　在一次演唱间歇中，迪?勒西像个鬼影似的从阴影处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蹲在我母亲座椅旁。
　　“看在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份上，你见过这样的庆祝节日吗？看那些灯！我当然早就知道了，因为他们要从我的平台开始挂灯，我当然应该知道，不过我还是和别人一样大吃一惊。真是奇迹！你父亲怎么啦，他没看演出？”
　　“他一回家了，”我母亲语气平淡地说。
　　“回家？对，对，既然你提起，我是看见他刚才从那边走的，我想他可能是病了，这几天他看上去瘦了。”
　　“我们不会人人都胖。”
　　“是吗？啊，是的，讲得对，讲得对，”迪?勒西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强笑一声，“也许我们有些人瘦，有些人胖，相互匀着点，是不是？我看见艾尔弗雷多?潘农齐奥回来了，也许他给你带来些你男人的消息，有没有？”
　　“他告诉我他住在牲口棚里。”
　　“哈，对，住牲口棚，我知道他们在美洲住得怎么样，你就看潘农齐奥穿的那西服。不过你男人也许正在攒钱接你们过去，对不？只留下我和你父亲这样的老头子了，”这时他摇摇头，“太阳沟就留下这些人了。我们年老了，也没个人照料。”
　　这时乐团停止演奏，作演出休息，围在台前的人群开始散了，一小群一小群人朝迪?勒西酒吧方向走去。蹲着的迪?勒西突然跳起身来，动作麻利得让人吃惊。
　　“好，我回店里去了，”他说。“对你们来说过节就是玩，对我来说过节就是干活。”
　　“笨蛋，”他走后我母亲骂了一句。
　　乐团的第二套节目开始时的音调与第一套一样高，但夜已渐深，演出的节奏似乎也渐渐慢了下来，现代歌曲越来越让位于当地歌曲，乐团的手风琴开始占据舞台中央，奏出的忧郁音符似乎都是一种哀怨的小调，在其他乐器声的衬托下，随风飘扬，好像预示着寒霜将至。我络于慢慢睡着了，广场上的光亮和嘈杂渐渐消褪：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广场冬天的景象，雪后，一片沉寂，铺路圆石上覆盖着薄薄一层白雪，屋檐和土坝上弯如虬龙的树木枝条下挂着冰柱。但是，突然有一只手伸来将我拉回光亮和嘈杂之中。我睁开眼，抬头看见我母亲站在身边。乐团正宣布演唱今晚的最后一首歌。
　　“来，维托里奥。”我母亲说。“我们跳舞。”
　　她牵着我的手，带我朝舞台方向走去，我们经过时，人们转过头看我们，舞池中一对对舞伴侧着身子给我们让道，让出一小圈空地，好像把我们隔离开来。但是，乐团一开始演唱，我们就似乎被遗忘了，其他跳舞者慢慢围拢上来，似乎这音乐突然使我们无名无姓，成了隐身人。歌手们这时排成了人们熟悉的半圆形，乐手们也放下乐器加入进来，只剩下手风琴手拉着曲子。然而，马里奥和玛丽亚还占据着舞台中央，轮流吟唱着一首熟悉的当地民歌的歌词，内容不再是夜间演出第一套节目中的那对斗嘴的情人，而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回忆昔日追求对方的情景：
　　我希望我能重温昔日幸福的甜美时光，
　　哪怕就一个小时也好。
　　当年我们一起玩“飞呀，飞呀”的游戏，
　　你身上盖满了我的亲吻和抚爱。
　　
　　但是，人们的精力这时似乎达到了某种令人奇怪的高潮，许多男人喝啤酒和葡萄酒喝醉了，在舞池里旋转着自己的舞伴，舞速与音乐毫不合拍，动作之猛近于剧烈，已无欢乐可言，似乎他们急切地想在今夜活动结束前尽情发泄积聚在心中的某种愤怒或怨恨。一对舞伴跌跌撞撞，倒在那些挪动了椅子想更靠近舞池边缘的老太婆身上，但那男人一步踉跄，哈哈一笑，就站直了身子，不顾那些老太婆发出的尖叫和咒骂，迅速把舞伴拉回到跳舞人群中，我和我母亲周围涌动着人的身体，像一部大机器的飞轮似的把我们挤向舞池中央。但是我母亲似乎也突然染上了周围人群身上那奇特的精力，用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与我一起不停地转，越转越快，我周围的人成了高速旋转的模糊一片。台下观众和乐团一起高唱，这时有一千条嗓子齐声合唱那最后一段叠歌：
　　
　　啊，啊——飞呀，飞呀，飞呀，
　　孔雀高高飞翔。
　　你情真意切，
　　我要试试你的心。
　　
　　这时，歌声戛然而止，台下人群中叫声、鼓掌声、嘘声汇成一片喧嚷，帽子向空中飞，但在喧嚷声中只有几声零落的“再来一个”的叫声，似乎大多数跳舞者已经忘记了乐队的存在，仅仅是向空中大喊，或者说他们已对乐队带来的新奇感到了烦躁，马里奥和玛丽亚满脸强现微笑，躬身离开舞台，似乎是在逃离一种威胁。过了一会儿，合唱歌手们合着最后的鼓掌声鱼贯退下舞台时，乐队大客车上的引擎停了，广场暗了下来，人群的嘈杂声突然成了不知源于何处的声音。我和母亲仍站在舞池中央；但在突然降临的黑暗之中，周围的人群似乎都消隐而去，只孤零零地剩下我们，四周的说话声仿佛来自身边这么多的幢幢鬼影。接着，响起了一小声爆炸，山谷上天空突然充满了色彩缤纷的光，小小的绿、白、红三色火星慢慢消逝。时至半夜，最后一轮烟花已开始施放。圣母马利亚独处于那小教堂内，也正在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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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节日后的那个星期，我正在公墓边放羊，突然，法布里齐奥从小教堂的阴影里大声叫我。他告诉我说，放烟花的那个夜晚他父亲把他锁在家里，与羊在一起。
　　“啪！”他露齿笑着说，用手迅速地在空中划了个弧形，模仿他父亲揍他的样子。但是我不想听他挨揍的故事，只想回去安安静静地放羊，他递给我一支烟，我也没接。
　　“你怎么啦？”他说。“这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你母亲。因为她在牲口棚里干那件事。”
　　但这时我的头开始突突作痛，忽然觉得自己无法再容忍法布里齐奥、再容忍他那愚不可及的笑。我想让他住口，让他从我面前消失。我从脚边捡起块石头，朝他前胸狠命砸去，但他用手臂挡开了石头，于是我朝他身上扑过去，挥舞着双臂。我们两个摔倒在地，法布里齐奥用手肘部抵住我。
　　“傻瓜，笨蛋，你是不是发疯啦？”
　　“是那条蛇的错，你这笨蛋！你跟你父亲一样是笨蛋！”
　　“对，对，住手，只是那条蛇的错，你说得对，只是那条蛇的错。”
　　开学第一天，法布里齐奥没来上课，第二天、第三天也没出现。我以为他躲着我是因为我们打的那场架，但接着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年龄稍大的一个男孩说，是他父亲不让他上学，要他去地里干活。我现在孤单一人，没有朋友，而且很快我清楚了自己在其他男孩子中的地位。开头几天，他们还只是回避我，我还听不懂他们一边从自己座位上嘲笑我，一边互相低声传说着那些污言秽语。但是，到第一个星期结束时，我又打了一架，那是玛丽亚的儿子文森佐?梅埃尔惹的我。当时我们正走出教室在回家路上，他隐隐约约地说了我母亲一句什么话，我还听不明白意思。但是，突然我们两个就滚在了地上，在教堂前广场的泥地上翻滚。我没有打架的经验，但是不知怎的，我的身体似乎本能地知道我该怎么做，怎么抡出拳头，打对方什么地方才能造成最重的伤害。但是，在攻击中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怒气消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模糊的恐惧感，我怕的不单单是挨揍，而是自己的暴力行为，那是一种不属于我本人的奇怪的东西，以如此危险的力量发泄到文森佐?梅埃尔身上。
　　文森佐比我大两岁左右，个子比我高，力气也大，他立即感觉到了我突然动摇了斗志，从吃惊之下的防御转向进攻，把我从他胸前甩开，按在地上，周拳头．击打我的头，其他孩子站在四周观看，或者帮他呐喊鼓劲。我拼命想挣开文森佐，但他用膝盖顶住我的双臂。又一阵暴怒像精灵附身似地攫住了我，我舞动着双腿，发出一长串咒骂声。但是，文森佐只是哈哈大笑，显示着我如此容易地被他打输了。
　　“哎，老师来了！”有人在叫，大家一下子四散逃开，文森佐从我身上跳开，与他那帮朋友顺着教堂台阶消失了。一会儿，那女教师就站到了我身边，她那肥硕的乳房颤动着。她听到我骂人了，我想，心中满是恐惧。但她只是噘起嘴唇，摇摇头，然后伸出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看看你自己，”她说着从裙子口袋里抽出手帕，揩我的鼻子。手帕拿开时上面湿透了都是血。“这都是那女人的错，这一切都是。她还以为自己自由得像小鸟，不考虑别人。谁把你打成这样？”
　　但是，我只是目光向下，盯住地面看，看着从自己鼻子淌下的血溅在泥地上。
　　“好，你不说是谁也许是对的，否则会让你处境更糟。回家去，让你母亲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她把手帕递给我。“拿好，用这按住鼻子。到家后躺下，让头从床边垂下，让你母亲往你鼻孔里塞点大蒜。睡觉前至少一定要喝三杯水，看，你嘴唇也流血了。到早晨它会肿得像个西瓜。”
　　当我顺着教堂台阶往下走时．才终于让自己嘤嘤地哭开了。我沿着大街走，从那些在自家门口台阶上编结毛衣或剥豆的村里女人面前经过，班里同学等在小巷里看我被打成了什么模样，我嘤嘤的呜咽声变成了低沉的哭泣。我打开自己家的厨房门时，终于放声大哭起来。我母亲正在厨房桌前揉面团。
　　“基督在上，出了什么事？”她一下子跑到我身边，擦我鼻子下的血。“谁把你打成这样？”
　　她走到餐具柜前，往脸盆里倒了些水，又过来擦我脸上已干的血迹，用一块湿布轻轻抹我正肿起的嘴唇；盆中的水成了淡红色。
　　“谁把你打成这样，维托里奥，告诉我！我的上帝，这成了什么样子！”
　　“是文森佐，”我终于冲口而出。
　　“文森佐？玛丽亚的儿子？”
　　“对。”
　　“是那个老淫妇！是那个丑婆娘！是她教唆他干的！”我的鼻子已不淌血了。我母亲用布抹抹我被擦破的手肘，然后用手掸去我衣服上的土，把我的衬衣下摆重又塞进裤子。她退后一步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突然俯下身用双臂抱住我，轻轻地来回摇着。
　　“我要让她为此付出代价，维托里奥，你看着，以基督的血为证，我要让她付出代价。”然后，她擦了擦自己的眼泪，突然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出屋门上了街。我们快步沿圣朱塞普街走，我的一些同学还躲在阴影处，一长溜女人还在自家门口石阶上，盯住我们的背影看。我们到了玛丽亚?梅埃尔的家门口，就在广场前，我母亲放开我的手，用两个拳头拼命敲门。
　　“开门，玛丽亚，否则，我发誓把门砸开！！”
　　我们身后，隔开一段距离，有些女人离开了自家门口石阶，站在街中心朝我们看，几个孩子躲在她们的裙子后面。
　　“把门打开！”
　　门终于开了，玛丽亚肥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但是，她刚来得及惊叫一声：“克里斯蒂娜！”我母亲已伸开双臂向她冲了过去。玛丽亚张大嘴巴踉跄着往后退，大叫一声仰面倒在厨房的石头地面上，我母亲一下子已跨坐在她小山似的身体上。玛丽亚发狂似地挣扎，不让我母亲的手扼住她的喉咙，身体在地上扭动，像一条被甩上海滩的大鱼。
　　“圣婴基督！”有人在我身后说。一小圈女人这时移动已到门前，想看得清楚些。“她会把她杀了！”
　　另一个人低声说：“还记得她对她公公怎么干的，大家都说是她杀了他，就为了他说的那些话。”
　　玛丽亚这时拼命往上踢腿，想用腿勾住我母亲的头，她的裙子高高地退到了大腿处，连内裤也露了出来。
　　“文森佐，帮帮我！”她尖声叫，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文森佐和他的一弟一妹畏缩在厨房一角。“克里斯蒂娜，什么鬼附你身上啦？你疯了吗？”
　　我母亲的膝盖用力顶住玛丽亚的双肘，使她的小手臂无力地在空中乱抓一气，终于她的手扼住了玛丽亚的喉咙。玛丽亚哼哼着大口喘气，脸色通红。但这时她拼命用最后一股劲抽出了一只手．，闪电般地抓住了我母亲的一把头发，狠命一拉。我母亲大叫一声，松开了扼住玛丽亚喉咙的手，以便自己挣开对方。但这时玛丽亚突然灵活起来，把另一只手臂也抽了出来，用双拳击打我母亲的腹部，把她打得弯起身子在地上滚。玛丽亚一骨碌爬起身来，气喘吁吁但动作很快，朝旁边一间房的房门直冲过去。我母亲正要朝她再冲过去，她却呼的一声把门重重关上了。
　　“滚出我的家！”玛丽亚大叫，一边用力推上门闩。“你是恶魔上了身！你，还有你那高傲的说话腔调，你看你到了什么地步？上帝保佑我们，她想杀了我！”
　　我母亲狂野地扫视一下厨房。最后，她一把掀开餐具柜的门，拿起一只碗朝玛丽亚把自己拴在里面的门上扔过去，碗的碎瓷片如水花般溅得满屋子都是。
　　“你告诉你的文森佐，”她说着又扔了一只碗，“他要再敢碰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要抠出你的眼睛喂狗吃！喂狗吃！”
　　我母亲转身向厨房一角，那儿文森佐和他的弟妹还畏畏缩缩地站在那儿。
　　“你听见没有，文森佐？我发誓我会杀了她，哪怕我要为此下地狱！”
　　这时，玛丽亚家门外已聚集了十几个女人，一声不响地排成半圆形站着，我的几个同学躲在她们中间。但是，当我母亲跨步出门时，她们如海水般地分开让了道。
　　“这些话你们也可以告诉你们自己的孩子，”她说，目光环顾着那些女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讲，可以当我的面来讲。”
　　但是，那些女人只是瞪着眼看，一声不吭。我吃惊地意识到她们被吓住了，好像她们相信我母亲真的会实施她的威胁，或者说如果她们冒犯了我母亲，她就会让她们遭殃。我母亲稳稳地站在原处，但这些女人不敢正眼看她一眼。最后，在我母亲严厉的目光下，她们开始不自然地散开了，一个个幽灵似地回到她们感到安全的自家厨房里。
　　
　　第十四章
　　我母亲与人打架后不久，新的恶魔又附上了她的身。我发现她在牲口棚里靠在猪圈的低墙上。那些猪在“吱吱”乱叫，猪圈地上躺着一摊粘稠的呕吐物，有一种怪异的灰蓝色。我走近时，她正低低地呻吟着，接着她的身体朝前急抽，又一阵呕吐溅在地上。我这时看见，她的手上满是鲜血：我一下子跳上了石阶，沿圣朱塞普街直奔，又到了迪?勒西的酒吧。
　　这次事情比较顺利。我外公正一个人坐在酒吧后间；几分钟内，他，迪?勒西和我已经爬上了迪?勒西的那辆菲亚特。我和迫?勒西发现我母亲正蜷曲着身体靠在猪圈墙上，轻轻呻吟着，双臂抱着腹部。但到这时我母亲手上神秘的鲜血才真相大白，因为在鸡圈前的一块大木板上躺着一只身体绵软的无头的鸡，旁边是一把沾着血污的切肉刀，不远处地上还搁着一盆血。
　　迪?勒西用手挟住我母亲的腋窝扶她起来，靠在牲口棚的墙上。
　　“老天，克里斯蒂娜，出了什么事？”
　　但是，她只是又轻轻地哼了一下，低垂着眼睛。最后，迪?勒西把她一只手臂搭在自己肩上，扶着她跌跌撞撞地走出牲口棚门外，沿着棚侧的石阶走上去。我外公正等在迪?勒西的汽车边。
　　“你去放羊，”他对我说。“你母亲不会死的。”
　　迪?勒西吃力地把我母亲扶到后车座上，汽车很快就开走了，车后扬起一阵灰土，直到车子转向上了公路，转过帕巴山的山脊绝尘而去。
　　到这时，我已拿定主意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开始在心中回忆我母亲刚被蛇咬后朱塞比娜来看我母亲时的情景。迪?勒西有可能在牲口棚时已见过我母亲在那里杀的那只鸡，因此到时候对此总得有个说法。还有我外公，虽说他很少来牲口棚，但对家里有多少畜禽心中仍有本细账，似乎每年冬天都让他觉得来年饥荒在即。但是我已经决定冒险，在心中竭力回忆朱塞比娜说的做那件事的操作过程。做这类事情必须十分精确，千万不能马虎——我母亲准备听从朱塞比娜的忠告，（她究竟为什么要取那鸡血？也许她仅仅想用这血使做的某种调料或汤更稠一点？）但却在做的过程中犯了某个小小的错误，冒犯了她正想讨好的圣灵，这不是很可能的吗？现在，我从同学、从无意中听到的谈话、从我外公讲的故事、从法布里齐奥讲给我听的零碎事实中获得的所有说法，似乎在我脑中七缠八绕，混沌一片。有各种各样伤害仇家的方法，在他的脚印里放碎玻璃，或者把他的上衣在火上烤；除了一年中的某些时节，有些鸟不能杀，如山鸡和鹪鹩，否则杀鸟的人会骨折或他家的母牛下的奶中有血；有的地方，如沿公路边或者在刚下种的地头，禁止纺纱或拿纺锤，否则庄稼会长得歪歪扭扭或长不高。这时，在牲口棚中，我已把那只鸡及它那被割下的头塞进一只麻布口袋中，想起我母亲血污的手，整个操作顺序，从放血到最后点火，我豁然开朗。这时我更有信心，朝牲口棚门外望了望，肯定没人在看着，就肩扛着那只麻布口袋，偷偷地朝那深沟走去。
　　一条小道穿过深沟，通向沟外的牧草地。我顺着小道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已枯萎的植物、扭曲的藤蔓和带刺的灌木丛形成一堵几乎密不透风的墙。接着，我强行穿过带刺灌木和刺藤丛；来到一棵老栗树下的一小块空地上。这棵老栗树多少年来在山野间自生自灭，周围深沟山岩壁立，据说是因为曾有一村民吊死在这棵树上。阳光被周围的野生植物以及头顶上那层厚厚的金黄色树叶遮挡，几乎无法透射到这儿。数百颗野栗散落在地上．盖住地面那层松软、正腐烂的树叶，带刺的栗亮看上去像毛茸茸的小动物。
　　我清理出一小块地，刨土的手指会抓住各种蠕虫和百足虫，我一哆嗦就把它们甩脱了。我在附近还堆起一堆枯死的野草和粗细树枝，然盾拿出从牲口棚带出来的那罐鸡血，把它和麻布口袋一起藏在那堆树枝下面，又盖了一层枯树叶作伪装。作为最后的准备工作，我回家从壁炉架上拿了一盒火柴到我自己房里：塞在枕头下。现在我只需等到晚上，到那时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祭烧礼。
　　我放羊后回到家中，这时随暮色降临刮起一阵寒风，我外公神色阴郁，心情烦乱地坐在厨房桌边，面前放着半杯酒。
　　“我妈回家了吗？”我问。
　　“你做点东西自己吃，”他说。“你妈要在医院住几天。”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自己房里，先套上一件厚毛衣以作准备，然后想温习一会儿课本，但是我一次次地走到阳台上，朝深沟处看，期待看见那边出现迹象，某种确切的证据，说明圣灵愿意接受我的祭献。最后，我熄了灯，走到阳台上去看，等着外公房间里也熄灯。我的头十几次磕在阳台栏杆上，直到一阵寒风把我吹醒打了个哆嗦，那灯终于熄了。只剩数颗寒星，一钩新月，几片寒云匆匆掠过那新月，使阳台外面的大片黑暗形状变化万千。我在心里数到一千，好让我外公有时间入睡，接着又重数了一遍。这些数字在我心中翻来覆去，最后看它们成了形，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这时，我用一只手拿着火柴和熄灭的灯，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梯，把门打开一条窄缝，溜到了大街上。
　　外面，沿圣朱塞普街没一盏灯亮着，甚至迪?勒西酒吧里也没灯，那里常常打牌打到很晚。村民们都在床上睡着了，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没人看见我，整个山村都静默了，悄无声息，似乎上帝自己也入睡了，想到这点我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黑暗中的山村仿佛潜伏着某种秘密，这秘密在大白天是无法看到的，好像在白天的嘈杂和亮光中，这秘密蜷身躲在某处。在月光下，我顺着我家屋旁的石阶爬下去，穿过菜园子，爬进长满了刺藤的深沟那片黑暗中。这时我只能摸索着往前，像盲人似的，去找白天早些时候我在灌木丛中清理出的那块空地。最后，我绊倒在凹下的空地里，它似乎又黑又空，没有边际。虽然当我随后点亮灯，把灯放低，仅够照亮我周围的一小圈地方时，我发现自己正好站在老栗树下的小块空地上，一切都跟我先前离开时一样：那堆枯叶和树枝，那一小块清理出来的空地。
　　几片枯树叶已掉落在那罐血中，我把这些枯叶一片片取了出来，然后卷起衣袖，掌心朝下把手浸向血里。血这时已变冷发稠，从手指间如污泥般挤出来。我搓着双手，薄薄一层血均匀地覆盖住双手直到手腕间，然后把剩下的血倒在那片空地的中心，粘乎乎的血在地上积成一潭，终于慢慢渗进土里。然后我口中念念有词，重复了三遍：“这是我的血，从我身上流出，就像河水流人大海。”现在剩下尚未做的就是祭烧了：
　　我把成堆的树叶和树枝往倒上血的那地面上推过去，然后把那只鸡和砍下的鸡头从麻袋里倒在地上。鸡身还是软软的．还未僵硬，虽然鸡颈都已结成一圈黑黑的硬血块。我在那准备祭烧的柴堆顶部挖了一个空洞，把鸡身丢了进去，用麻袋像块裹尸布似地覆住洞口。
　　然而，在柴堆旁躺着的鸡头却睁着眼睛盯住我看，嘴巴张开着像在提问。我记不起朱塞比娜关于怎么处理鸡头的指令，但总觉得自己似乎遗漏了些什么没做，鸡身的哪个重要部分不应该被烧掉，以保证祭烧礼的效果灵验。我决定做个试验。我在地上插了根结实的木棍，把鸡头叉在木棍上端。然后，我腹部向下平躺在地上，闭住眼睛，伸出血污的手掌夹住木棍旋转起来，先往右转整整三圈，又往左转三圈，随后又任意地朝各方向转了数圈。我一边转一边还随口编了一段咒语：
　　鸡头、鸡头，又红又白，
　　往左转转，又往右转，
　　鸡头朝前，我让你不入火堆，
　　鸡头朝后，那么我把你一起烧祭。
　　我睁开眼睛，落入我视线的是那只鸡张得大大的嘴——圣灵已发出毫不含糊的信息。
　　“谢谢，加利诺大人，”我低声说，然后把鸡头转向那柴堆，让它能看着自己身体被祭烧。
　　我只有四根火柴，但当我点燃第三根火柴后，我放在柴堆底部做引火物的那一小堆树叶和枯草已开始冒烟，最后“扑”地一声烧了起来。虽然这火一开始是慢慢地烧了开来，因潮气而发出“嘶嘶”声，散发出一团团白烟，但终于沿着柴堆边缘形成三角形状的火焰，认真地燃烧着，我的脸因火的热浪而发红。最后火舌开始舔放在柴堆顶上的麻袋，撩拨了一会儿，麻袋终于烧了起来。但是，这时火势迅速猛烈，突然窜出高高的火柱，直窜栗树那些下垂的枝条，树叶因热气而噼啪作响，蜷缩着烧了起来。这股突然而起的热浪逼得我急忙后退。我退到空地边缘，背紧靠着身后的灌木丛，热浪还是像堵墙似地压迫着我。看这情景，似乎这棵高大的栗树也会顷刻间烧成个巨大的火炬，火焰会燃遍整条山沟。接下来，整个山村烧成一片火海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沿圣朱塞普街的所有牲口棚这时节都装满了收获下来的干草和麦秆。
　　我这时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块能给人带来好运的硬币，使劲地摩擦起来，希望能使圣灵们息怒。但是这个时候，正如刚才迅速猛烈地烧起来一样，那火吐出最后几柱高高的火舌，就熄了下来——那麻袋和柴堆外面的一层枯树叶已烧尽了。渐渐地那堆柴开始舒缓地燃烧着，火朝柴堆里面烧，外面覆盖着一层余烬。在那渐渐矮下去的柴火堆顶部，我这时已能看出那只鸡的轮廓：烧黑的那段鸡颈，枯焦的羽毛，弯曲的鸡爪。但是，虽说经过这场劫难，那鸡身似乎并未大损。我原以为鸡身会烧成一段木炭，最后变成一堆冒热气的黑灰。可是它仍结实完整地躺在那儿，拒绝在祭烧中献身。
　　我小心翼翼地加了几根木柴，又抓了几把枯树叶，看着火“腾”地一下跳了起来，又慢慢低下去。这时我终于坐下身来，等着火熄灭，希望眼前这耐心燃烧着的文火，会比刚才那阵猛火更稳当地把鸡身逐渐吞噬。一阵浓重的倦意突然袭上我的身体，似乎是我刚意识到已是夜半时分。在火光的催眠下，我终于陷入了时睡时醒的状态。一些稀奇古怪的景象困扰着我：我母亲蹲在田里，似乎在解手，但站起身来，却露出身下一只蓝色的人蛋；尼克神父庄重地站在一口棺材前，为一个名叫马里奥?加利纳的先生念着一段弥撒；一张黑色的大嘴在我面前张开，准备像鲸鱼似地把我吞下，就像当年吞下约拿一样。
　　我醒过来时全身僵硬，感到刺骨地冷，膀胱胀痛。身边的灯灭了，一副孤寒的样子，灯油已烧尽。柴火已熄，只剩下余烬未灭。但那只鸡却挺了过来，鸡毛已烧得只剩下焦黑的毛茬，鸡身仍完整无缺，只是稍稍皱缩了一点。这时我梦中的一个景象突然冒上了心头：我伸开的双手捧着一团血淋淋的东西，不祥地搏动着。我忘了把鸡心挖出来。鸡心还躺在那皱缩的鸡身内的某个部位，保护着鸡身不受圣灵们的火焰的侵害，而那鸡头却错误地免遭火劫，叉在那根观望柱上端．嘲弄似的瞪住我看。
　　透过树下灌木丛狭细的缝隙，我可以看到东边天空已透露出黎明前的深蓝色；很快许多村民将起床去田里收葡萄。我解开裤钮，把尿撒在灰烬上。我的尿浇在余灰上“咝咝”地化成一股蒸汽。然后我把鸡身拖开，把柴堆烧成的灰用土盖上，用脚踩实，还在上面新铺了一层树叶。然后，我把鸡头塞进口袋，烧焦的鸡身放进脸盆，灯挂在手臂上，沿深沟穿行，朝通向泉水的陡坡走去。我把鸡身丢进路面下从泉水边引出的粘土水管内，还用一根长棍子尽可能地把鸡身往里面推。然后，我摇摇晃晃地走上山道，四处察看，肯定路上仍寂无一人，才爬到泉水边，洗去手上和脸盆上的血迹。当我悄悄溜进家上楼进自己的房间时，山沟已洒满灰白色的天光。在房里，我把鸡头塞进一只袜子里，藏在床垫下。
　　这天早晨，我外公叫我去喂牲口家禽——这通常是我母亲干的活——我却起不了床。他只好自己去干了。
　　“你母亲发病时正在清洗的那只鸡去哪儿了？”当我终于下楼时，他生气地问。
　　我耸了耸肩。
　　“白痴，”他说。“你应该懂事，把鸡拿到楼上去。也许哪条狗把它叼走了。”
　　那天上学时，我坐在课桌前不断地点头打瞌睡。
　　“维—托—里奥！”老师有一次拖着声调平板的声音叫。自从那次我和文森佐打架以后，她一直对我很好，让人摸不着头脑。“你不会对我说你在睡觉吧？你肯定很着急。我听说你母亲又住院了。”
　　“对，”我回答，这时我正从梦境中出来。“但是，她会好的。”
　　“当然！”老师说。“当然会好的。”
　　
　　第十五章
　　自从我和文森佐打架后，我养成了清晨早早上学的习惯，以避免被村里哪个孩子在半道上截住。老师似乎猜到了我每天早到的原因，现在放学时就留我下来帮她在教室里干活。
　　“维托里奥，劳驾你，”她会装出一种严厉的口气说，似乎这是给我的惩罚。“你今天留下来扫地。”
　　当然，老师用这种口气说话没用——我的同班同学看穿了，知道我前一年捣蛋鬼的身份（这种身份放在我身上虽说不恰当，但至少使我有了某种名气。）正让位于作为老师宠儿的新地位。但是不管怎么说，至今为止这种安排是起作用的。当我扫完地时，所有男孩都已回了家，虽说为这种照顾我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每天我离开教室老师说的那声“谢谢，维托里奥”让人腻烦；我扫地时有时候抬头看见她向我投来圣徒似的怜悯目光，这让我局促不安，感到刺痛，使我心中充满厌恶和自我憎恨的感觉，恨自己居然为了老师的仁慈而心怀感激之情。我从每天在教室里领受到的低声辱骂中——那些男孩骂我是“妈妈的宠儿”——知道这种照顾只会是暂时的，反对我的力量正在积聚，准备有一天总算账。当某只粗暴的手把我拉到灌木丛后，用拳头报复我享受过的豁免时，没有人会在那儿保护我。
　　有一天，那是山沟中半夜祭烧礼后的数日，我母亲还在住院，我扫完地走出教室，发现吉多?马斯特罗安杰洛坐在教堂前宽宽的石阶上。吉多是个又长又瘦的男孩，驼着背，身体似乎没有东西支撑，就像稻草人一个。男孩子都叫他“小丑”，因为只要他一开口，就总要说出些古里古怪的话，似乎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无法与其他人一样。
　　“吉多?马斯特罗安杰洛，”老师常会问，“为什么约瑟和马利亚在伯利恒时只能住在马棚里？”
　　“对，”吉多开始回答，慢慢站起身来，举起细长的胳膊去抓后脑勺，“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旅馆都是法西斯分子开的”——这时全班人都乐不可支，连老师那满含责备的脸也禁不住笑了出来。
　　吉多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任何恶意，但是他和文森佐?梅埃尔那帮人的首领艾尔弗雷多?吉拉索尔混在一起。当我走过教堂时，他似乎并没注意到我。他太专注于从鼻子里挖鼻屎，神情集中得皱着脸。但我刚走到通往广场的那段石头阶梯前时，他开腔说：“你有没有火柴？”
　　我停住步子，回头看他。他神情专注地盯住手指尖上的一块小黑斑看。
　　“你没有的话也没什么要紧，”他是对着自己的手指说，接着终于抬起头，脸上带着一种产肃的、近乎哀伤的表情，“因为艾尔弗雷多也许有。不过他要我问问你，以防万一而已。”
　　艾尔弗雷多要我的火柴干什么用？吉多只是说说而已；或者他在哪个地方弄错了。
　　“我必须去把羊放出去，”我说。
　　吉多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手指往裤子上擦。
　　“你不必操心那些羊，”他说。“艾尔弗雷多已对法布里齐奥说过，让他帮你把羊放出去。你外公说可以。老师没告诉你吗？”
　　吉多一本正经地看着我，我因窘迫而脸红了起来。老师就近在身边，他不至于说谎吧？我只要走几百步路，回教室问一下她，一切就会明白。
　　“我得走了，”我嘴上说走，但究竟去哪儿，去干什么，心里很没谱。
　　“我就想你会去山上抽烟，”吉多说。“因此我在这等你。艾尔弗雷多昨天去医院，看他那位从托纳蒙德来的婶婶，问你母亲你是否可以加入我们这一伙。她说可以。有人住医院时，抽几根烟有好处，可以驱除幽灵。”
　　吉多七缠八绕的这一套把我的头也搞晕了。他说的话我什么也听不懂——似乎世界陡然完全变了个模样，整个儿颠倒了过来。但是，我心中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是祭烧那只鸡开始产生了效果。我这些天来每天早晨对着那个鸡头唱一小段咒文，以增强其魔力：
　　鸡头、鸡头，又白又红，
　　从我床下，注视着我，
　　保侑我们，免受灾祸，
　　否则的话，送你入土。
　　由于我坚持不懈，圣灵们终于听见了我的祈祷。这就是眼前事情变化的起因，有时候，圣灵们也得哄哄，给一点鼓励。一旦他们决定了显灵，那就成了。事情起了变化。
　　吉多已经站起身来，等着我与他一起走。
　　“我们还是走吧，”他说，好像我跟他走是理所当然、不容怀疑的事。“他们都在等你。”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把细长的手臂搭在我肩上。
　　我和法布里齐奥一起曾不下百次地攀登过帕巴山上的那些小道；但是吉多领我走的这山道，却七转八拐，穿过一片片浓密的灌木丛，翻过一座座陡峭的石坡，蹬过一条条半陌生半熟悉的溪流，使我没了方向感迷了路。一路的风景似乎无限止地重复出现，就好像我们在转圈子。
　　“我们快到了，”吉多不断地说。“你以前也许从来没到过这片山岭。我们必须画一种特别的地图，让大家记得怎么走到这儿。”
　　不过，我们最后到达的这片荫蔽的林间空地，看上去很像我和法布里齐奥常来抽烟的那块空地。这时有十来个男孩聚在那儿，大致上围着个圈，或倚着树干，或坐在大石块上，一支点着的烟在各人手上递来递去。
　　“噢，终于来了，”当我和吉多穿过灌木丛走进空地时，有人叫着说。随即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嗬，维托！来得正好！”
　　这时所有男孩朝我围了过来，有几个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文森佐一个大拇指叉在腰带里，红润的脸上堆满笑容和善意，亲自递给我那支烟。
　　“交个朋友，怎么样？”
　　他做个手势，让我吸烟；但我一下吸得太猛，烟呛着了我的喉咙，便我咳嗽起来。文森佐这时脸上满是关切，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帮我清清肺部。当我缓过气来时，又爆发出一阵欢呼。
　　“你好，维托里奥。”艾尔弗雷多开了口。他是惟一没上前来迎接我的人，坐在一个山岩凹处，就像一位坐在王座上的国王。他那咖啡色灯芯绒帽歪斜地戴在头上，双腿假作悠闲地往前伸着搁在地上。艾尔弗雷多身材瘦高，看上去不像很会打架的样子。但是他那沉静自信的神情似乎对其他男孩产生了一种魔力，或是一帖有奇效的药剂，他绝对能控制他那帮人。
　　“我们希望你对我们骂过你的话不要生气，”他温和地微笑着说。他说话时总低低地拖长着声音，几乎像耳语，似乎说得声音高一点、快一点，就会扰乱他内心的沉静。“那是我们开的玩笑。请来这儿，坐在我身边。”他拍拍身边的土地。我在那儿坐了下来，他用温暖的手臂围住我。似乎这个动作是个信号，其他男孩在他面前又围成了圈安顿下来。好一阵没人开腔。
　　“吉多说你在医院看见我母亲了，”我终于开口说。
　　“他说了吗？”艾尔弗雷多像只巨鸟似的慢慢抬起头，望着吉多。“在医院里。对，不是吗，吉多？”
　　“对，”吉多回答。“你昨天去看你那从托纳蒙德来住院的婶婶时，看见她母亲了。她说维托里奥加入我们这一帮没问题。”
　　其他男孩低声应和着表示同意。
　　“你母亲要我问你，”艾尔弗雷多带着鼓励的微笑说，“那天她被蛇咬的时候，在牲口棚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你看见了整个事情。”
　　但这时我的思绪突然开始集中了起来。
　　“我只看见条蛇，”我说，脸却红了起来。“它正从门边游出牲口棚。”
　　“从门边，”艾尔弗雷多说，噘起嘴唇点着头。“那蛇什么颜色？”
　　“青色，”我回答。
　　“青色，”艾尔弗雷多说。“青蛇不坏啊。”他微笑了，围着他的那群男孩也笑了起来。“这条青蛇有多长？”
　　但是，我虽使劲回忆，却记不起那蛇的模样。
　　“我不知道，”我说。
　　“三尺长？四尺？五尺？”
　　“五尺长，”我说。“我想有五尺长吧。”
　　“五尺长！耶稣和圣母马利亚，一条五尺长的漂亮的青蛇！”艾尔弗雷多哈哈大笑起来，但笑声低沉而友好。其他男孩也笑了起来。
　　“想想吧，”文森佐说。“有五尺长！”
　　“我还看见了蛇的舌头，”我加了一句。
　　“还看见了舌头！”艾尔弗雷多说。“除了别的，还看见了蛇的舌头！”
　　但这时艾尔弗雷多突然又凑近我，似乎要对我讲个秘密。
　　“你知道，你母亲没跟一个男人跑，算你走运。”他低声说。“否则的话，会有麻烦，知道不？人家说如果一个女人与别的男人跑了，又被蛇咬，那她生下来的孩子会长个蛇脑袋。那末惟一你可做的事”——他握紧拳头，突然做了个往前捅的动作，我往后一跳——“就是把那小孩一生下来就杀掉，把眼睛挖出来，那末毒眼就不会跟着你。”
　　到这时，我有一阵子真希望自己没跟着上山有多好，真想冲进树林里，离开这儿远远的，我的脑海里突然塞满了我母亲被蛇咬那天的景象：从牲口棚向我冲过来的那取眼睛，心里充满了自己参与了某种无法启齿的罪行的恐惧，而这罪行艾尔弗雷多眼下正慢慢地要加以揭露。可是，艾尔弗雷多已往后坐，似乎所有对我的兴趣一下子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当他又开口说话时，却带上了一种新的口气，冷淡而略有不祥之意。
　　“吉多是否对你说了，你必须怎么做，才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我不想对他说，”吉多说，“因为当时老师正跟着我们。”
　　我倒一点没注意老师，也无法想象她会偷偷地爬上帕巴山的石坡跟着我们，或者躲在灌木丛后面监视；但是，艾尔弗雷多会意地点点头，似乎他对老师的行径很了解。
　　“那个老娼妇，”他说，其他男孩一阵哄笑。“好，让文森佐告诉他，文森佐知道我们怎么干，对不对，文森佐？”
　　“当然知道，我们当年都得这么做，挺容易的，”文森佐说，其他男孩低声应和着。“首先你得让我们看看你那家伙，证明你是个男人，如果那家伙够大，你就可以加入我们。那家伙至少得有半根香烟那么长。”
　　这样看来，还得有场考验。我胸口开始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我母亲曾对我讲起过，过去法西斯分子有时候强迫人们喝鳕鱼肝油来考验他们，我这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似乎我正被迫吞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想到这个，胆汁就开始以喉咙里冒。
　　文森佐指着艾尔弗雷多面前地上的一个小洞。
　　“你把你那家伙给大家看了以后，”他说：“你必须把那家伙放进那个洞，上下抽动五十次。你得保证放得越深越好。我们其他人会大声数数。当你抽到了五十次，那么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这时一切都发生得十分迅速。艾尔弗雷多一点头，文森佐和另一个男孩架住我的双臂把我抬了起来，还没等我来得及想一下或表示反对，我已被仰面按在地上，一边一个男孩坐在我手臂上，艾尔弗雷多则坐在我的脚脖子上，其他男孩眼朝下使劲盯住我看，好像一群奇怪的禽鸟。艾尔弗雷多像行某种宗教仪式似地慢慢解开我裤子上的皮带扣，抽松皮带时发出了低低的咝咝声，然后松开我腰间和裤中间的纽扣。他往下拉我裤子时手指甲划着了我的皮肤，我哆嗦了一下。但是这时我即使想跳起身来，也做不到了，因为我的身体被按在地上，像被钉子钉住似的。那些男孩睁大眼睛俯身看着我。
　　“看那个家伙有多大，”文森佐说。“肯定有五尺长。”但是却没人大笑。
　　“这是个大家伙，没错，”艾尔弗雷多说，身体往后仰，好让其他男孩看得更清楚。
　　“这和骡子的那家伙差不多大了，”其中一个男孩说，然后吉多伸手往下，用拇指和食指夹起皮肤打皱的那一端，前后移动着打量起来。
　　“这个家伙不寻常，”他最后说，其他男孩听了都沉默下来。但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这种家伙他们在大战前才有。你看得出的，因为，它上边的肉更多。”
　　有些男孩表示赞同，说吉多说得对。但是有个男孩说它更像非洲人有的那种，也许我的哪位祖父是个非洲人；还有个男孩说，在美洲人们才会有像我这样大的家伙，这说明有一天我会去美洲。这时，个个男孩都参与一方，争论那家伙的颜色、长度和厚薄，但是他们无法得出一个结论。
　　“给我一支烟，”艾尔弟雷多最后说。“我们做个试验。”
　　文森佐伸手掏口袋，递给艾尔弗雷多一支皱巴巴的烟。但是正当艾尔弗雷多俯身向前要动手，所有其他男孩眼睛盯住我的两腿间的部位看时，他的身体猛的一下往前冲，口中发出一声大叫，手飞快地去摸自己的后脑勺。一刹那间，那林间空地里哇哇声四起，一片混乱：围住我的那些男孩四散逃矛，口中大声咒骂着，有点发狂似地逃向空地四周。艾尔弗雷多本人从把他打翻在地的那记打击中醒过神来，迅速跃起身子，这个下午第一次提高嗓门喊：“宰了他！”
　　宰了他。在林间空地的那一头，有一个人背靠着山崖壁，手执一根又长又粗的棍子，发疯似地来回挥舞成个半圆形，够着谁就打谁，那正是法布里齐奥，一边还针锋相对地与其他那些男孩对骂着。
　　“我要把你们的脑壳全砸碎！”
　　一时间，似乎他真的能做到，他的棍子不时地击中目标，砸在那些男孩的手肘、头部和肋骨上，发出沉闷的嘭嘭声，打得他们往后退。但是他中了什么邪？现在他把我的机会搅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我挣扎着站起身，一边还系着裤子，感觉到自己的脸因愤怒和憎恨而涨得通红，恨的是法布里齐奥，我惟一的朋友，似乎突然变得愚不可及，毫无用处，让人无法容忍。在那个时候我恨他，比恨文淼佐或者艾尔弗雷多、恨任何在学校里欺负过我的男孩都恨得厉害。我恨他，似乎他如脚镣手铐般地锁住了我，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它斩断，就好比被猎人捕兽器逮住的野兽，为脱身咬断自己的四肢也在所不惜。甚至一个可怕的事实已经活生生地摆在我面前，我还是恨他，那个下午发生的所有事件开始扭曲变形，就如哈哈镜里照出来的物体一样。
　　这时艾尔弗雷多出手了。法布里齐奥的棍子呈弧形向他抡过来，他迅速伸出一只手抓住棍子，又迅速地用另一只手一起握住棍子，使劲一拽，法布里齐奥还紧抓着棍子的另一端，身体突然前冲，扑倒在地。其他男孩一涌而上，全向他扑上去。法布里齐奥大叫：“噢，维托，拿住那棍子！”但是我已经跑开了，发疯似地跑着，从山坡上翻滚而下，直到最后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教堂后，我还不停脚地跑，一直跑进我自己的卧室，“砰”地一声关上房门。我抽出那只装着鸡头的袜子，狠命从阳台上朝深沟中扔去。我拼尽力气扔得越远越好，然后躺在床上呜咽着哭起来。我知道自己背叛了法布里齐奥，确切无疑，就好比我希望他去死那样，也知道自己已沦落到如此下贱的地步，没有任何魔力或奇迹可以挽救我，不必等到第二天上午，艾尔弗雷多经过我的课桌前低声向我说：“有五尺长！”而引起哄堂大笑时才明白。
　　
　　第十六章
　　我母亲在离家一个多星期后，乘坐卡津古洛的卡车，悄悄地从医院里回了家。她这时候开始穿起了又长又宽松的衣服，这些衣服笔直下垂不显腰身，一时遮住了衣服下正慢慢鼓起来的腹部。但她不再去村里了，甚至连礼拜天做弥撒也不去。要是她万一走出家门，也只是去喂那些禽畜，或者去园子后面摘橄榄。如有其他杂活，去打水或去迪?勒西的店里买东西，她就早上一早我去上学前或者等我下午回家后，差遣我去。现在只有在吩咐我跑这些杂差时，她才跟我说话，其他时候则好像几乎察觉不到我的存在，她的脸如幽灵似的毫无表情，似乎她那隆起的腹部把她的生命力全部吸干了。她和我外公被此不说一句话，似乎就根本看不见对方，虽说他们在同一幢房子同一间屋子里走动，但他们像是躲在一旁的影子，只感觉到相互间陌生的存在，却互相回避着。自我母亲回家后，我外公连续数天躲在自己房里，接着又开始去迪?勒西的酒吧，但不再坐在平台上，而是坐在酒吧后间里，迪?勒西那里有时还供应饭菜，赤色分子安杰洛或邮差西尔维奥有时会在那儿坐上一夜喝酒。晚上我外公回家时往往满嘴酒气。
　　吃饭时候气氛最僵。有时候我外公根本就不回家，常常是放好了饭桌，我去迪?勒西的酒吧去叫他，我和母亲会沉默地等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坐下来吃饭不再等他。他就是回了家，也是沉默无语像块石头，与家人隔绝，低头向着自己的盘子，而我母亲坐在他对面，身子却不朝着他，腿从来没搁在饭桌下面过，似乎她准备随时突然站起来去做某件事情。现在我们每顿饭都带上了这种暂时的性质，似乎吃的每顿饭总是正在耽搁某件更重要的事，但同时每顿饭的时间又似乎在无止境地延长，好像我们都陷于下午昏睡做梦的奇怪状态中，有某种力量使我们的动作拖宕缓慢到让人感觉痛苦、发疯的程度。在一触即发的沉默中每个声音——餐叉碰击盘子，低沉的牙齿咀嚼声，听起来似乎都不自然，是一种亵渎。
　　星期日，露西亚姑婆和玛尔塔还来我家吃饭，甚至我外公不在家时她们也来。有一阵子，我为这种始终如一的友好表示、为齐亚?露西亚持续不变的庄重和镇静而感到些许安慰。这种庄重和镇静显示出一种罕见的智慧，似乎只要她讲几句话，就会使我家的所有麻烦一下子烟消云散。但是，一个个星期日过去了，每当她开口说话，从她嘴唇间流出的只是些陈旧的套话，好像她是瞎了，看不出我家里人的焦虑不支。因为她的这种愚蠢或者说是冥顽不化，因为她仍脸露笑影、好像什么变化也没发生似的送我那些五里拉硬币，我心中开始渐生怨恨。相反，倒是玛尔塔似乎正长见识，这种见识长得歪歪扭扭，奇特古怪，好比长在砂石地里的植物。玛尔塔很少说话，但一开口，她所说的似乎就在胡说八道和突发的灵悟之间摇摆，有时候她会没来由地开始滔滔不绝，说起那天去泉水边时怎么伤了自己的脚，或者怎么在自家屋后见到一只老鼠；但过了没几分钟，她可能说出某一句话，似乎正中要害，好像她一直在注意听别人正讲的话。有时候她开始讲话时意思清晰，但接着就慢慢转入她自己那古怪的逻辑，她那些话就成了你刚想抓住却又逃走的无人能破解的谜语或神谕。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用她那神经质的小鸟般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把别人的每个手势都看在眼里？她的目光有时飞快地朝我母亲腹部投去一瞥，带一种似乎一切都了然于心的神情。
　　法布里齐奥没回学校上课。我从他哥哥富尔维奥那里得知，他被雇到塞克城附近的一个农场主那儿当帮工去了。
　　“喂，傻瓜蛋。”他有次在大街上向我大声喊道。“有五尺长，对不？你害得我兄弟好苦，真的好苦。我父亲把他扔出了家门。他那天把羊丢在山上没人熙看，我们去卡普拉科特的半道上才把羊找回来。现在他远在骨头沟那边，帮龙帕卡佐干活，那是个老混蛋，他能活过这个冬天算他走运！”
　　但是，在学校里，其他那些男孩似乎突然没了兴趣再逗弄我；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是理解了我母亲穿上宽松服装意味着什么，他们开始害怕艾尔弗雷多?吉拉索尔的预言变成现实，就是他悄悄给我的关于生个长着蛇脑袋小孩的警告。然而，老师给我的照顾仍持续着，丝毫未减。“维托里奥！”我早晨从她身边匆匆走过时她会大声招呼我。“看，你的衬衣从裤子里掉出来了。”她会带着微笑弯腰帮我把衬衣塞进去，而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十几个其他男孩衬衣都未塞好却无人关照。我身上有些东西也鼓励她对我采取新的态度——短短几个星期，我就变成了一个模范学生，每天晚上把课本带回家，勤奋温习，发回给我的考卷现在上面满是表示赞许的红色大字。老师布置课堂作业，总是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做，而她自己则到处转，到其他学生面前，又是骂又是敲头。最后我放下铅笔时，她会俯身看我，身上带着大蒜和香水的混合气味，把一只肥厚的手放在我的肩上。
　　“好，维托里奥，了不起，”她会说，一边拿起我的作业本，摊开让全班看。“维托里奥每道题都做对了！”
　　放学后，我仍留下来扫教室揩黑板，虽然受其他男孩殴打的威胁已减轻了，但我还是因为能耽搁半个多小时再回家而心存感激。但有时候我的目光从玉米秆做的扫帚抬起来时，看到老师盯住我看的湿润的眼睛里有怜悯的神情，我的内心就会变得冷冷的，开始更疯狂地扫地，扬起大团大团尘土，它们在玻璃窗照射进来的阳光下，像浓雾似的悬浮在空中。接下来有一天，我正把这天最后的垃圾弄勺铲起来，慢吞吞地拖延着，我注意到她意味深长地瞥了我好几眼，她心中一定涌出了某个怪念头。
　　“干得好，维托里奥。”她终于开口说。“现在到这边来，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我走到她桌子前面，但她做手势让我绕过桌子到她身边去。
　　“再靠近点，别不好意思。”
　　她从两腿间伸下手去，从桌子下一只磨旧的皮手提包里抽出一本布面精装的大书出来，《圣徒传》，书名这么写着，“由江伯蒂斯?德尔?菲奥里根据《众圣传》中的故事改编。”下面是一幅光洁的彩色插图，粘贴在书封面上．画着一个站在花园或庭院里的男人，身披黑色法衣，两只白色小鸟停在他那伸出的手上。在他头的上方画着一轮金色的光圈。
　　“圣弗朗西斯科，”老师说。“他为人温和，连小鸟都敢从他手上叼食吃。”
　　“在塞克城里我也见过有人在教堂前这样喂鸽子，”我说。
　　“那不是一回事，”老师语气坚决地说。
　　“圣弗朗西斯科是圣徒。小鸟飞到他身上是因为他是上帝派来的人。塞克城里的那些鸽子像老鼠一样，它们飞来只是为了吃食。”
　　老师打开那本书，一页页翻过那些被手指翻旧了的书页：最后停在主宰那天日期的圣徒这一页上。这里又有一幅彩色插图，上面覆盖着一张薄薄的白色绵纸，老师小心翼翼地将纸揭开：又是一个头后有光圈的男人，这一个是在森林里，披着金色长发，右手持一根木制牧杖，一只脚踩着一条巨蛇的头部，巨蛇蜷曲着毫无生气地躺在插图的前景。
　　“这位是圣列奥纳多，”老师说，然后她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圣列奥纳多力大如狮，做出过许多奇迹。他是主管囚犯的圣徒，每当囚徒们在祈祷时呼唤他的名字，他就帮他们打碎镣铐。老师一边念，我一边慢慢靠拢她，被她的声音所吸引，最后她伸出一只手臂，围住我的肩膀。
　　“有一次，圣列奥纳多伏在地上祈祷，”她读着，“从树林里肥出一条巨蛇，爬到他衬衣里面。但是这位圣徒甚至不停止祈祷爬起身来。他等到做完祈祷，才对巨蛇说：‘我知道自出生之日起，你就尽可能地会给人类制造麻烦；但是现在如果上帝赋于你制服我的权力，那么我该受何种惩罚，你就惩罚我吧！’听了这番话，那巨蛇就从圣列奥纳多的衬衣中窜出，掉在他脚下死了。”
　　这样就开始了接下来几个星期几乎每天要做的例行功课：每天我扫完地，老师就温和地把我叫到她讲桌前，给我读圣徒们的事迹。刚开始我还不愿意，有抵触情绪，但到最后我却已无法向自己掩饰对老师每天下午的诵读抱有的朦胧的渴望。听她诵读时，我似乎暂时地飘离了现实世界，进入了梦境。我也无法否认，当她诵读结束，我又不得不回到外公家那越来越抑郁沮丧的气氛中去时，我感觉到的失望。有时候，当我扫地时，在我心中会涌起一种对老师的憎恨，直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直到我感觉自己嘴部的肌肉开始因这种憎恨而紧张起来，好像对有人无休止地在用手指甲擦划黑板而产生的反应；但是，当诵读开始后这种憎恨就慢慢从我心中消失了。老师在诵读时似乎突然失去了她那血肉之躯的存在，纯粹变成了一个声音，与躯体完全脱离。而当诵读结束，我重又意识到她奇特的小山似的身体，身上的肉鼓鼓囊囊，真切而又结实地坐在我身边，总会感到一种震惊。
　　老师的诵读大致按照日历的进程进行，虽然她有时候也会偏离常规，挑出一些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的圣徒来讲述。这是些与我同名或同姓的圣徒——圣维克托里纳斯，因坚忍刚毅经受苦难而著称，在大理石臼里被捣死而殉难；圣维托里奥一世教皇，因其对事业表现出的精力和热情而不断遭受迫害；圣英纳森特，也是一位教皇，一位宗教狂热分子，因不在罗马城而躲过了对该城的洗劫，就如罗得及时逃离被上帝焚毁的所多玛城。接着是与我同一天生日的圣徒，圣巴多罗马，十二使徒之一：耶稣复活后，他在印度传布福音，创造了许多奇迹，使不少有罪的人皈依基督教，自己却被蛮族人活生生地剥了皮，还被砍了头，就这样成就了他自己的殉教伟绩。
　　当学校放圣诞节假，老师对我特别开恩：允许我假日期间把这本书带回家看。我把它放在其他书下面偷偷拿回了家，小心不让我的同学和我母亲看见。但是，当我把书拿进、自己房里，开始一页页翻看时，却发现这些故事满是长长的单词，我看不懂这些词的意思，而老师在诵读时也肯定跳过了这些词没读。尽管如此，接下来的几天里，借助于在外公房里找到的一本词典，我磕磕碰碰地读完了生于七月二十四日的圣克里斯蒂娜的故事，她是贞女，又是殉教者，以借助耶稣基督之力而创造的奇迹著称。
　　圣克里斯蒂娜出身在罗马城内一个富裕的贵族之家，年轻时即皈依基督教，把父亲家中所有的异教诸神的金银像全砸碎，卖了钱救济穷人。她父亲发现了她大逆不道的行为后毫不留情地痛打了她一顿，又送到地方法官作最后的审判，就这样开始了一长串的惩罚。法官先命令将她扔到一土坑内，里面有一百条毒蛇。但圣克里斯蒂娜借耶稣基督之力将这克服了，于是她又被带到法庭上。这次是用大铁钩将她身上的肉撕扯下来，她却捡起一大块自己身上的肉，往那法官脸上扔过去。最后法官将她绑在火刑柱上当作女巫烧死，但当她身下的火点燃后，火却烧毁了城里的整整一个衔区，烧死了数百人，而圣克里斯蒂娜却毫发无损。那天夜里，圣克里斯蒂娜待在牢房中，那地方法官急病发作，一命呜呼了。
　　天亮后，圣克里斯蒂娜又被带到另一位地方法官面前。他命令将她放到一桶烧滚的水中，不料圣克里斯蒂娜出水后就像刚洗了个温水澡。接下来她的头发全被剃光，光着身子，被带着穿过城中来到朱庇特神庙，但当她到达神庙时，那神像头朝前倒在大街上，碎成一千块。这时那第二个法官也急病发作而死。
　　到第三天上午，圣克里斯蒂娜头发又长了出来，身上的肉也长好了，又被带到第三个法官面前。两名衙役用铁链把她拴在一面墙上，割下了她的乳房，但是从伤口流出的是奶汁，不是鲜血。圣克里斯蒂娜从铁链里脱身而出，警告那法官不要倒行逆施，因为耶稣基督的力量肯定比他大。那法官命令把她的舌头割了，但圣克里斯蒂娜仍说话滔滔不绝，把割下的舌头扔到法官的一只眼睛上，那眼睛立刻瞎了。最后，法官命令把圣克里斯蒂娜扔进大海。一百个人押着她往港口走，她赤裸着身体，上了镣铐。到了港口，她被绑在一艘船的船头上，船驶离港口好几英里，到了深海处。一大块石板用铁链拴在她身上——需要十几个人才把她抬过船栏杆，用力往海中扔去。但是正当圣克里斯蒂娜落进海水前的一刹那，那石板和铁链却神秘地脱落了：她一时间像一片阴影似地飘翔在海面上，还披上了一袭白色长裙。刚才还一片湛蓝的天空，这时突然被一大块紫色的云所遮掩，只剩下一柱太阳光束追随着克里斯蒂娜。天使长米迦勒站在她身边。在那些士兵注视下，米迦勒掬起一掌海水，浇在圣克里斯蒂娜的额头上。最后，他向她伸出手，领着她上了天堂，而这时在地上终于雷电风雨大作，那艘罗马船，连同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海水吞没。
　　
　　第十七章
　　到圣诞节前，我母亲宽松的衣服在腰身处已开始隆起，像帐篷似地垂在她的小腿上。我家中的紧张气氛似乎一天天浓重起来。好像这隆起的腹部成了计量紧张程度的尺度。到圣诞节那天清晨，我外公打破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沉默。
　　“换衣服，”他吩咐我母亲。“你要去教堂。”
　　我母亲这时正站在墙边的长台前擦锅子，两手攥着脏物。
　　“他疯了，”我外公进自己房里去换衣服时，她咕哝着说；但过了一金儿她突然放下了锅子，往围裙上擦着双手，向自己房里走去。
　　我第一个换好衣服，站在厨房门口等，身穿礼拜天才穿的最好的衣服，脚上是擦得乌黑发亮的鞋子，我往街上看去。清晨天气寒冷晴朗，阳光灿烂，山村盖着薄薄一层雪，那是头天夜里下的。寒意从脚腕手腕向上侵袭，因为我的西服差不多已穿了两年，已经太小，今年并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从塞克城买一套新的把旧的换下。教堂大钟终于开始敲响，在这凛冽的冬天的清晨，以其不受约束的响亮和清晰的钟声，在天空中回荡。那口钟裹着一层纯银，据说大战期间，尼克神父的前任将钟涂了一层煤烟，以免它沦入德国人之手。我母亲说，打那以后尼克神父就从没把钟擦干净过。但是今天早晨它被擦得铮亮，在钟塔上前后摇晃，映着太阳，闪闪发光，它那美妙空灵的声音似乎给天空抹上了一层银色。
　　我外公终于从自己房里出来，头戴浅顶软呢帽，身穿宽松的灯芯绒套装，勋章列成一排佩在胸前口袋上，勋章的银质和铜质花纹图案刚擦拭过。他走到门口，往街上看，因光线强烈而皱起脸。
　　“我们走吧，”他终于说了一句。
　　但这时我母亲的房间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她出现在楼梯口，穿的不是她那些宽松服，而是白衬衣黑裙子，紧紧地裹住腰身，腹部隆起像小丘。她肩上披着一条蓝色披巾，松松的波浪形头发从披巾下披泻而下，面容镇静，带着一种严峻决断的神色，双眼突然又生动起来，仿佛有一束光线照在眼睛上，如刻花玻璃般地将光线又反射开来，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
　　屋外，太阳已开始融化昨夜下的雪，晶莹的水珠从房檐滴下，为祛除毒眼而挂在门上方的山羊角上结起了小冰柱，教堂钟声这时已停止，但在我们前面仍有些村民正穿过广场。这时，在我们身后有一扇门“吱呀”一声打开，有一家人发出的嘈杂声充塞了街道，是咒骂声和婴儿的哭声，那是马斯特罗纳迪斯一家，做弥撒礼迟刭了。但是当他们从我们身后赶上来，因我外公步履缓慢而超过我们时，他们的说话声突然静了下来，他们拐了个小弧形从我们身旁绕了过去，眼睛看着别处，嘴里咕哝着几句节日的问候话，我外公生硬拘谨地回复了他们的问候。
　　我们将会最后到达教堂。教堂今天会挤得满满的，参加弥撒礼的人会溢出来到门厅里。但是教堂前排座椅仍会留着几个位置给我外公，没有人想把他的这个特权也剥夺了。一会儿，马斯特罗纳迪斯一家人也从教堂台阶上消失了。当我们终于走进广场时，广场上空寂无人，静悄悄的，我们的鞋踩着脚下的积雪，嘎吱嘎吱地声音分外响，土坝上几棵光秃秃的树向我们这个方向歪斜着，像沉默无言的巫师，从枝桠上滴下由积雪融化而成的晶莹透明的水珠。
　　
　　第十八章
　　太阳沟的男人们说，如果公鸡在田里，母鸡会把蛋生到别人窝里。可是，那儿的男人们总是把老婆留在家里，自己外出种田或打工挣钱，每次外出连续数天或数月；要不就像现在这样：如果去法国、瑞士，或渡洋过海去干活，一去有时候就是数年。他们的担忧产生出一大批谚语：“像管好鸡一样管好你的女人”。他们说，“否则都会成了邻居桌上的菜肴”。或者“女人像山羊，到嘴什么吃什么”。可是，对我母亲刻薄的正是村里的那些女人，正是她们，在自己门口的石阶上，目光锐利如捕食猎物的老鹰那样，密切地注视我母亲身体不适的缓慢进程，似乎她们把防止这病的传播视为自己的责任。即使在今天的弥撒礼上，以及随后在我们回村的路上，男人们对我母亲的出席似乎只感到局促不安，不知所措，走过我们身边时缩肩驼背，眼睛望着别处，几乎有点内疚，似乎他们被迫采取的这种姿态对自己并不合适，而女人们则仍然回避着我母亲，眼神冷漠，自以为操行端正，匆匆忙忙领着孩子从我们身边绕过，背脊挺得笔直，目光前视。
　　但是，这天稍晚些时候，我们刚与齐亚?露西亚和玛尔塔一起吃完一顿气氛沉闷的午饭，我母亲正在收拾碗碟时，有人敲门。玛尔塔的目光“刷”地一下朝门射去．双眼圆睁，带着一种好奇的神情。一时间无人走过去开门，似乎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自己听到的敲门声。“去，维托里奥，去开门，”齐亚?露西亚最后说。
　　一会儿，只见朱塞比娜和她男人还有他们的孩子，紧挤成一团站在门口，冻得索索抖，穿着圣诞新衣，看上去举止僵硬拘谨。他们几乎齐口同声说出一句勉强的‘圣诞节好”，朱塞比娜不自然地朝屋中央走来，将挟在手臂弯中的一个托盘递给我母亲，一边把上面盖着的白布掀开。“我给你带来些面食，”她说。“你也许自己没时间做这些。”
　　她带来的是一托盘“奥斯蒂”，一种薄如纸张的圣餐大面饼，中间夹着一厚层用蜂蜜和剁碎的杏仁做的馅。村里每家都有在节日期间做奥斯蒂饼和坎塞尔饼（一种外有硬皮的蛋奶烘饼）的铁锅。这些铁锅是塞克城里的那铁匠做的，锅底上铸有各家的姓或姓的首字母，这样每块烙出的饼上都会凸现出每家的姓或首字母来。但是，今年圣诞节我们家的铁锅静静地躺在厨房角落里，没人碰过。
　　“谢谢，”我母亲说，却并不伸手去接托盘。“你为什么不拿些给孩子们吃。”
　　朱塞比娜的男人还在门口犹疑不前，帽子拿在手中，他的几个孩子局促不安地围在他周围，那副模样似乎在等着拍照。
　　“进来坐，”我外公语气生硬地招呼他。“充里斯蒂娜，给阿尔伯托拿杯酒来。”
　　“尼古拉神父今年的教堂弥撒礼做得真不赖，”朱塞比娜说。“那几个智者、小动物还有那个婴儿。后来我上去看了，连那尿片也是绸做的。绸尿片！整个仪式肯定花了一大笔钱。”
　　“是你们出的，”我母亲说。
　　但是，这时又传来敲门声，迪?勒西冲进屋内，后面跟着的是他老婆和一个儿子（在圣诞节期间，他总是留另一个儿子在家照看生意。）。
　　“哦，圣诞节好！”他大声说，把一瓶白兰地酒重重地放在桌子上。“拿酒杯来，克里斯蒂娜，给每人一个酒杯。为圣诞节喝一杯！”说着，他已经一块奥斯蒂饼下了肚。
　　“坐下来，安多，”我外公说。“克里斯蒂娜，再给我们拿几个杯子来。”
　　这样，我们的家抑郁沉默了几个月，又一次充满了生气和说话声。似乎全村几十户人家达成了某种共识：我母亲在教堂里露面这件事在大家吃圣诞节大餐时争辩议论了一番，最后也许被认定是某种表示，表示了悔悟和负疚，而这种表示无疑是村民们企盼已久的。现在他们感到可以自由地来到罪人跟前，就像圣灵们来到约伯跟前一样，因为这件事已从他们手中移送到上帝的手中来解决。即使有人注意到我母亲沿教堂走道走到座椅上找到自己位置坐下时，脸上所带的冷冷的挑衅的神情，他们决定还是不追究为好。毕竟，我母亲在心中想什么是她自己的事，但是人们想要的就是一种表示。似乎我母亲往空中写了一个字，画了一个符，那些看见的人就赋予它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意义，这样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随着下午的时光慢慢过去，我家开始挤满了人。艾尔弗雷多来了，他是节日庆祝委员会的前主任，谣传说，他是填补我外公让出的村长一职的候选人。他只是进屋说了一声热情过头的“圣诞节好”，努力往平日生硬拘谨的惯常举止中勉强加进一点欢快的样子，留下一瓶苦杏味酒给外公就走了。除了我外公的侄子侄女，还来了几位邻居，那盘奥斯蒂饼很快吃完了，每个人进屋时都礼仪性地吃一块，于是又换上了一满盘坎塞尔饼和其他面饼，孩子们如小精灵般地在大人间穿行，飞快地朝餐桌伸一下手，然后退到角落处享受拿到手的食物。十几起谈话同时嗡嗡响起，声音渐渐达到高峰，然后突然平息，慢慢却又高了起来，由某种神秘的节奏调节着。在一片嗡嗡的谈话声中，母亲们怀中婴儿的哭叫声刚能够被听到，直到某一位母亲突然打断自己说话，叫骂一声“哦，别哭了”！她那婴儿才抽泣着，短暂地静默一会儿。
　　房里的人逐步分成两堆，女人们站在靠墙的长柜旁边，母亲在那儿不断地斟饮料，洗杯子，男人们则围着餐桌，椅背向前两腿分开跨坐着。但是，自上午以来，似乎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那些女人已放下了那种自以为行为端正而把背脊挺得笔直的姿态，好像她们突然想起了自己犯下而未受惩罚的某种过失或罪孽，现在公开对我母亲表示关心，主动帮她递送饮料和面饼，洗杯子，尽管我母亲每次都脸带疲倦的微笑予以谢绝。但是那些男人在我母亲四处走动为他们送吃送喝时，却以一种随意的冷漠态度给她让路，似乎对她视而不见，只顾自己谈话，从她递上的托盘中拿取饮料或面饼时，甚至顾不上抬起目光看她一眼。好像我母亲的不幸中有某些东西使他们突然觉得自己无懈可击和强有力起来，他们互相开玩笑的方式似乎既直率又粗鲁，让人好生奇怪，他们原先所有的胆怯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我外公却坐在一旁，几乎不说话，大口大口地喝一杯杯白兰地。一次，当朱塞比娜的小女孩罗西娜伸手到桌上拿面饼时，他虚弱地伸出一只手臂想把她拉到自己身边，但罗西娜闪着身子躲开了，他也赶快缩回手。玛尔塔从厨房的一角像个命运女神似的看管着我们，一边小口咬着吃一块圣饼，当我顺着她的目光看时，她那双眼睛总是匆匆从眼前这一切的中心移开——她一直在注视我母亲在餐柜边擦洗玻璃杯，我母亲背朝着厨房里的人们，肩膀有节制地用力抽动着，注视着我外公突然转过身去往炉火里吐口痰。
　　但是，随着暮色降临，火光把长长的摇曳不定的人影投向厨房地上时，客人们开始告别，过了不久，最后一批客人也走了，留下一份荒凉和空寂，就如节日过后的村中广场那样，厨房很快回复到它那令人熟悉的沉重的寂静之中。我外公坐着默默地盯住炉火看，而我母亲则点亮悬在餐桌上方的灯，摆出些面包和奶酪。．她斟出一杯酒，我外公伸手拿起酒杯，手颤抖着。“他们来这儿，”他说，眼睛仍盯住炉火，“来嘲笑我们。”
　　我母亲在桌边坐下，拿起一块面包，用力撕成两半。“他们是白痴，”她终于开口说。“只是为了你，我才没用鞭子把他们赶出这里。”
　　但是，我外公猛然在坐椅上转过身，把酒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
　　“为了我！你的所作所为像个婊子，也是为了我？你还以为你比他们好？他们是我的村民，不是你，做得出你做的那些事。我这一生天天受苦，看在耶稣基督份上，但是，像现在这样只能羞愧地低着头在村里走，我从来没有过。现在倒好，人们来我家好像来到马戏团，看着小丑笑！你已经把我杀了，克里斯蒂娜，你出生时杀了你的母亲，你现在又杀了我，就好比你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举手打过你，但是，现在我向上帝祈求，我悔不该没把你关在猪圈里，与猪一起养着，我祈求你还不如当年死在你母亲的肚子里，你不该活得这么久，让我的名声一败涂地！”
　　我外公拿起手杖，从椅子上站起身，脸涨得通红。我母亲退缩着，似乎以为他会拿手杖打她。但是，他连看也没看她一眼，就穿过厨房，走进自己卧室，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但是，厨房内的寂静这时又被从他房里传来的低沉的声音所打破——哗啦，砰，接着是一声痛苦的大叫。一眨眼间，我母亲已冲到房门口，但当她把门打开一条缝时，门却被卡住了，碰到了某个障碍物。“我的腿，”我外公说，声音因痛苦而变得不自然。原来他摔了一跤，他卧室里的桌子翻倒在他身上，一条腿别扭地伸向门口，把门给堵住了，我母亲跪下身，朝房内伸进一只手去把他的腿移开；但是我外公又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唤。
　　“别动它。”
　　我母亲站起身来，一时不知所措，目光疯狂地在厨房里搜寻，最后落在柴堆旁的一把斧头上。
　　“往后站，维托里奥。”
　　她手上已提蓍那把斧头。
　　她“卡嗒”一声把卧室门又关上了，‘使劲抡起斧头砍那门框靠近下部铰链处，那里的木头裂开一条窄缝。“去叫迪?勒西，”她说。“告诉他把教堂里那木担架拿来。我们要用担架来抬他。”
　　但是，我一时间僵着站在那儿，被我母亲抡斧头那气势给吓住了——她几乎要把下边那铰链砸开了——直到她最后转过头来大叫一声：“快去，看在基督份上！”我一下子冲出门外，又一次朝迪?勒西的酒吧飞奔而去。
　　
　　第十九章
　　当我回来时，背后匆忙奔着迪?勒西和尼古拉神父，他们拿着教堂里的木担架，我母亲已把门从铰链上砸了下来。我们一路上身后已跟了一小群人，这时满街已传开，说村长受了伤。没几分钟，半村人已聚拢了来，有的涌进我家厨房，有的围在前门外，伸长脖子想看得清楚点。尼克神父身穿黑色长袍，头戴宽檐教士帽，站在通向外公房间的通道上，在我和我母亲身边，因寒冷而搓着双手，而在房内，迪?勒西则向我母亲的两个堂弟——弗吉尼奥?卡塔龙和他弟弟帕斯特——下着指示。他们俩刚才挤过人群，这时正使劲把木担架从床和我外公平躺的身体之间窄小的空间处塞进去。弗吉尼奥和帕斯特是同卵双胞胎，性格抑郁，体格粗壮，自我母亲有了麻烦后，一直避着我家，但当我外公受伤的消息传出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挤开人群到前面来帮忙。“想办法把担架从他身下滑进去。像用匙子似的，”迪?勒西吩咐着。但到最后，这两人不顾迪?勒西的话，一下子把床抬起斜搁在墙上，把木担架平放在地。当他们把我外公抬起来放到担架上时，我外公哼了一声，嘴因痛苦而紧闭着。
　　“小心，”我母亲厉声说。“你们没见弄痛他了吗？”
　　“他的腿断了，”尼克神父说。
　　“谢谢提醒，神父。”
　　我们让开道，让弗吉尼奥和帕斯特抬着担架穿过拥塞的厨房到大街上，这时又大又厚的雪花开始飘落。但是，突然大伙觉得，很明显，以我外公目前的状态，无法把他放进迪?勒西那窄小的菲亚特汽车里。有人建议把车前后的挡风玻璃砸了，把担架从车窗推进去。
　　“别发疯了，”迪?勒西说，听了这话脸色都发白了。“再说，我像条虫似地蜷缩在担架下，还怎么开车？你们说呀！”
　　“维托里奥，”尼克神父站在一边，强装出镇静的样子说，“到屋里去拿条毛毯，盖在你外公身上。”当我拿着毛毯走回来时，我母亲正沿着大街跟在马斯特罗纳蒂斯的骡子大车后面，一只手提着灯笼。
　　“用这个速度干事，你们今夜都得待在这儿过夜，”她说，一边在房前停住大车。“把他抬上车，没其他办法了。有人想到给他盖点什么吗？”然后她看到我站着，毛毯还在手里，就把毛毯拉了过去给我外公盖好，掸去已开始在他衣服上积聚起来的雪片。
　　“可是，克里斯蒂娜，”迪?勒西说，“用这辆车送他去塞克城，要花你半夜的时间。再说这天气。”这时，天已开始认真下雪了。
　　“那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至少我可以开车去塞克城，看他们能否派一辆救护车来。”
　　“我知道，你也知道，那辆救护车大战后就没有开出过车库。再说今天又是圣诞节的夜里，就是耶稣生病了，他们也不会出来的。不过，如果你愿意，你上路吧，看你能帮上什么忙。同时，我自己也上路。哪位再拿几条毛毯来，看基督份上。”
　　迪?勒西站着犹豫了一会儿。
　　“快，安多，把车窗砸碎吧。”有人又建议说。“坐那车到医院前他们就会冻死了。”
　　“对，砸车窗，”迪?勒西一边说，一边已朝车门走去。“还砸你们和你们的那些蠢办法。”一会儿他已坐上了驾驶座，加大油门，朝雪地里驶去。
　　我母亲做手势让弗吉尼奥和帕斯特把我外公抬上车。他这时已闭上眼睛，但仍轻轻地自言自语，不知说些什么，似乎睡不安宁的样子，脸上淌着水珠，也许是汗，也许是融化的雪。当那两兄弟把担架抬上大车时，尼克神父伸出一根手指，慎重而又迅速地在我外公身体上方划了个十字。这时，有几个女人拿着毛毯走上前，我母亲用毛毯把我外公盖得厚厚实实的，然后又用一条毛毯裹着自己的肩膀，往车头走去。
　　“你们回去吃饭吧。”她对堂兄弟说，“从这里出发我可以自己对付。到了医院那边会有人帮我把他抬进去。”
　　“别说蠢话了，”弗吉尼奥说，走过去从她手中拿过缰绳。“我和帕斯特送他去。”
　　“不，这是该我做的事。”
　　“让弗吉尼奥送他去吧，”马斯特罗纳蒂斯说，一边用车主的眼光打量着大车。“树林里到处是强盗。还有你身体——”
　　“我自己能照料自己，”我母亲赶紧说。弗吉尼奥和帕斯特还在大车边犹豫，拿不定主意，我母亲却提身坐上了大车前部的横搁板，急急抖动一下手中的缰绳，那骡子仰起头，顶着辔头往前，大车摇摇晃晃往前走。
　　“等一下，克里斯蒂娜。”
　　是尼克神父开了口，我母亲拉一下缰绳。
　　“什么事？”
　　“我和你一起去，”尼克神父说。“强盗们不会伤害神父。”
　　“你去？”我母亲使劲盯住他看了一会儿。“那么好吧，让我们上路，”她终于说。“拿一条毛毯裹住你自己。你，腹部那点脂肪抵御不了寒冷。”
　　人们发出几声强压住的笑声。不过很快止住了。尼克神父红着脸，犹豫了一会儿，但最后还是收下了递给他的毛毯，披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提起长袍的下摆，疾步走到大车前，一纵身便坐上了大车前部横搁板，动作敏捷得让人惊奇。
　　“我来驾车，”他说，口气突然严肃起来。“你可以到车子后部去，别让雪积在你父亲身上。”
　　“随你的便。”
　　尼克神父抖一下缰绳，骡子“呼哧”一下，便开始走动，大车轮子吱吱直响，压平了轮下的积雪，发出轻微的嘎吱声。这时，雪正下得又厚又密，一眨眼工夫，大车已被漫天的白雪和沉寂所吞没：但是，车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看出我母亲提着的灯笼发出的那圈光晕。到最后，这光晕也消失于飞雪和夜色之中，仍聚在我家门前的村民挥去肩膀上的积雪，默默地往回走，回家去吃刚才吃到一半的晚饭。
　　
　　第二十章
　　我外公髋部骨裂，还断了一条腿，这条腿大战时被马踩断过。他在医院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和母亲每星期一至两次乘卡津古洛的车，去塞克城看望他。一个金属架像鸟笼似的围住他的病床，他那断腿石膏一直上到大腿处，由一根金属线牵引，悬在金属架上部的一根横杆上，似乎他成了一具奇怪的雕塑，这样放置着，以便变干变硬。他的皮肤带上了一种苍白色，与给他上的石膏同一颜色。我们去看他时，他会含糊不清对我们说话，好像在说梦话，几乎不意识到我们在他身旁，脸因疲倦而显得毫无生气。有一次，医生同一名护士进来给他注射，就是那位给我母亲看蛇伤的医生，他的眼睛这时闪着光，望下看着我母亲的腹部，似乎对那隆起的腹部，他和我母亲分享着某种秘密。“我想，你一直不错吧？”他用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说，一边从护士递过来的托盘上拿起一支注射器，从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抽出一种清澈的液体。
　　但是，我母亲赶紧把他拉到一旁。
　　“不断给他打这些药水，是不是有必要？你看看他，他几乎认不出我们来了，你根本看不出我是他的女儿。”
　　但是那医生掀开我外公身上盖着的毛毯，迅疾地将针头刺进他大腿部柔软的肌肉处。
　　“他腿部的骨头碎成玻璃片似的，”他注射完后说，“我们尽可能取出了碎骨头，但是，那儿还留着几片，四处游动，他每呼吸一次，碎骨片都会移动。要是有一片碎骨头碰到了神经，你知道会痛成怎样？”他把注射器放回护士的托盘。“像刀割一样。”
　　“他这一辈子都在与痛苦打交道，”我母亲说。“我宁愿看他受苦，也不愿见他这模样。”
　　“也许你有点儿自私，”医生说。
　　有一次我们去看我外公时，他叫着我的名字，我母亲做手势让我站到他床边。
　　“维托里奥。”他低声叫，抓起我的手，无力地握着；但他的手潮腻腻的，我一感觉到他手指放松了，就赶紧抽回自己的手。
　　我外公还在住院期间，家里就开始有了从美洲来的信。刚开始时只有几封，但是很快地几乎每天都有信来，邮差西尔维奥每天把信交给我母亲时，都局促不安地耸耸肩，每封信上都确定无疑地是我父亲那手写的潦草字体。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人往我父亲耳朵里灌了些毒液，一个朋友、家人或者从卡斯蒂勒西村和太阳沟定期前往美洲（自上次节日以来光是太阳沟就已经有三人前往）的哪位信使讲的某句话，终于捅破了遮掩着远隔重洋的父亲神秘生活的那层薄纱。现在，他发疯似地往回寄信，我母亲读着每封信，双眼圆睁，带着同一种不耐烦的神情，然后团皱了信往壁炉里一扔。“他是疯子，”她咕哝着说，接着是一整天生闷气，我知道不该再惹她不高兴。我原以为她会像以往那样，很快在厨房桌前坐下来给他写回信，然后打发我去迪?勒西店里买邮票，再丢进设在那儿的邮筒。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仍没有信让我去寄。然而，夜深入静，我有时听到从她房里传来钢笔写字的沙沙声，第二天清晨她会早早起床，去塞克城，去干什么事我却不得而知。
　　我外公出院时，是躺在邮车后部回的村，腿上还绑着石膏，髋部缠着宽宽的绷带。住院期间使他神智迷糊的那层浓雾似乎已经消散。
　　“我会烂在这张床上！”他在自己的房里大声叫喊着。“我会死在这里，烂在这里，你们还不如直接把我埋进坟里去！”
　　他脸上的肌肉现在一直绷紧着，总是苦着脸，眼睛四周因为在医院时感染而造成了一圈淡红色，似乎那里的皮肤是因哭叫流泪而发了炎。我母亲给他送去的饭，得放在安装在他床头的一个特制木架上让他吃。每天夜里，我母亲都要走到他床边，倒空由一根长塑料管从他腹股沟处导出连接着的塑料袋，另外，每两天左右，总有一次，我外公会用尴尬而生气的声音大声叫我母亲，而她则会关上他的房门，几分钟后又出来，端着的脸盆里是一堆亚麻布。
　　“像个婴儿啦，”我外公会咕哝着说。“六十六岁了，倒要我女儿帮我换尿布了。”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沉默，我外公的骂声似乎听起来倒让人感觉安慰，就好比暴风雨真的来临了，倒不比来到之前那么可怕，而我母亲也重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于是，现在地和我外公之间进行着一场几乎无休止的争吵斗嘴，吵架的题目则是我父亲给家里那源源不断的来信。每天，厨房和我外公卧室之间会发生长时间的争执，紧张程度在危机点周围徘徊，但似乎总不会过分超越。争吵到最后会逐渐熄火，归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默，这与其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还不如说是暴风雨后的风平浪静。
　　“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母亲说。“今天他说要回来拧断我的脖子，明天他又说我可以去死，再过一天就又说他要我乘头一班船去他那儿。上星期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拿着去给在罗马的大使馆，申请签证。好像在我目前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我会大老远地绕整个世界，去那儿受那白痴的气，就像我在这儿受的气一样！”
　　“笨蛋，克里斯蒂娜！白痴？谁是白痴？他不敲碎你的脑壳，把你扔到街上去，算你走运！”
　　“那么你们全见鬼去吧！我会去罗马，去那不勒斯，去任何地方——”
　　“啊，说得好！像个吉卜赛人。那你靠什么过活，就靠他寄来给你积存下来的那几千里拉？因为我不会给你一分钱，我以我的坟墓发誓。你要照料两个孩子，你可以在大街上找活干，真丢尽脸了。”
　　“啊，说得不错。到现在为止，他也许跟美洲的每个妓女都睡过觉了。可是我这点事就算是丢尽脸面了。女人们受得够久了，她们让自己男人像公羊似的在外面四处乱逛。如果他们不回家来揍自己，还暗自感到幸运！”
　　“说得好，你算是共产党，打算要改变这一切。和你那个革命党男朋友一起，一个不折不扣的外国佬，他只是个胆小鬼，一个要饭的叫化子。对，你以为我是瞎子，可是对他的一切我都了解。他现在去哪儿了，你那位革命党男朋友？你去啊，去啊，去罗马，去美洲，去哪儿我都不管，去我见不到你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地去死，我会把房子卖给哪个有钱的罗马人，做夏季别墅，或者干脆一把火烧了它，把我这把老骨头一起烧掉，再加上我父亲我爷爷的骨头！他们当年可是拼死拼活地干，才造起这幢房子的。”
　　这些争吵和咒骂使我产生了心神不安的幻觉。我曾产生的一个幻觉是我黑头发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他身材高大，满脸怒气，带来的是某种无法言说的厄运；另一个幻觉是我和我母亲在罗马、也许是那不勒斯的街头，像叫化子似地流浪，或者突然被装上一艘船，漂洋过海被送上一个黑暗的前程。但是，我外公出院回家几个星期后，我父亲来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分量似乎不知怎的比其余的信都重。
　　“他以为我们还留在黑暗时代，”信到的当天我母亲说，“女人们把生下的孩子半夜时扔在修道院的后门，任他们受冻而死。让他也怀上九个月的孩子，看他还会不会有那种想法。”
　　“你照他说的去做，”我外公说，“孤儿院里有的是像你生的一样的孩子，别以为你的孩子有什么特别，我不会让那个野孩子住在我这个家里。”
　　一种让人感觉不安的休战气氛这时降临到我们家中，虽然我母亲百般反对，事情似乎已经决定：不管我母亲腹中怀的是什么——照我外公的说法是“那个野孩子”，而我却认为指的是艾尔弗雷多所警告的那个长着蛇脑袋的小孩——可以扔给塞克城的孤儿院，因此暂时我们不必为谁的到来或离家出走感到烦恼。家里逐渐开始恢复一种正常的气氛。我母亲仍紧闭双唇，马村里人保持着一种距离；但是，现在她自由地在村里到处跑，村里人也不像过去那样绕着她走了，见了面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继续走他们的路。村里选举委员会这时把三月的最后一天定为选举新村长的日子，宣布这个决定的一份手绘的海报醒目地贴在迪?勒西酒吧的前墙上，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开始来我外公房里看他，讨论选举战略和村里的政务，一直谈到深夜。
　　但是，到这时我也认识到太阳沟的生活有不止一个侧面。
　　“还高仰着头，像个女王似的。”我在迪?勒西酒吧无意中听到玛丽亚?梅埃尔说。“那个圣母马利亚！也许那是个童贞女之子。”
　　“也许你想到的是另一个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见《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指曾被魔鬼附身的妇女）。”迪?勒西说。
　　“我们会看到，他男人管教她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会敲碎她的脑壳，你们记得他是什么脾气，跟他老子一个样。到那时，她会明白，她留在这里是她的幸运。”
　　但是，村里还有其他丑闻，更隐秘的丑闻，似乎就要浮出水面。选举好像搅得村里群情激动。我外公这一派已挑选艾尔弗雷多?马斯特罗安东尼奥——节日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前主席——来代替我外公任村长一职；但是，这次选举并不像我外公在任时期一直做的那样，由口头表决决定由谁当选。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一个候选人——赤色分子安杰洛的儿子皮奥?达戈内罗，他现在每天夜里在广场上站到柳条箱上面，脸兴奋得发红，告诉村民们罗马政府如何从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忽视他们的要求，原因就是没人有勇气出来用愤怒的声音提出抗议。开始，村里没人注意他的话，似乎他们已习惯了自己的要求被罗马的政府所忽视，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一夜夜过去，围着皮奥的人开始增加了。艾尔弗雷多?马斯特罗安东尼奥从不在广场演说，而是在迪?勒西酒吧的后间举行小型秘密会议，这时似乎警觉了。一天，沿朱塞普街的所有墙上都突然贴满大幅竞选海报，是在塞克城印刷的，开销之大闻所未闻。每张海报上，艾尔弗雷多?马斯特罗安东尼奥那张双颊丰满的脸露出勉强的微笑。但是，村民们仍每天夜里聚拢在皮奥的周围，而皮奥的抨击逐渐升级，直到大家明确无误地听懂了他把村里的种种弊病归咎于谁。
　　“你们看清了他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当他们来时，他是第一个把他们领进村来的。他说，建公路！装电灯！领袖万岁！他们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但是，现在公路在哪儿？电灯在哪儿？他把我们都卖给了魔鬼，就为了拿五十里拉。因为人民像绵羊般驯顺，花了二十年才睁开自己的眼睛。你们现在不会看见艾尔弗雷多?马斯特罗安东尼奥去敲他的门了，艾尔弗雷多也许是个脓包，但他决不是白痴。他清楚是那老头子出卖了我们大家。”
　　随着选举日期临近，来看我外公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忠心耿耿的人还上门来，听着我外公越来越激烈的痛骂，含糊地说几句安慰话。
　　“我跟你们讲这个村子要完蛋了。达戈内罗是说谎者、胆小鬼。大战期间他去了哪儿？我告诉你们他在哪儿，来信征召他人伍的当天，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去了。我会把他告发了，如果我当时有心这样做的话。现在他装得像个英雄，而在那场大战中他的一半堂兄弟都战死了，就因为这个，他在战争结束时才保全了一条命，回到家多。马斯特罗安东尼奥也好不到哪儿去，是个傻瓜，用你口袋里那点零钱就能把他收买了。”
　　快到二月底时，又来了封给母亲的信，但这封信上写的是细小整齐的蓝色字迹，完全不是父亲的那种狂草体。我母亲匆匆把信拿到房里，随手关上了门，我过一会儿上楼时，发现她正在往提篮里装些衣服。
　　“我上午要去罗马，要待上几天，”她说。“我让玛尔塔过来照料你和你外公。”
　　她拉开写字桌抽屉，飞快地翻捡那里面的一些纸张，拿出几张塞进提篮里。
　　“我不要玛尔塔来，”我说。
　　“听话，维托里奥，别闹了，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张罗。”
　　那天夜里，我母亲把我外公的晚饭送进房里时，我听到他们压低声音的几段谈话。
　　“如果你要我讲，他和你是一样的傻，”我外公说，“你应该再等段时间，就和你以前决定的那样。他不会让那个孩子住在他家里的。”
　　“这个我们会解决的，”我母亲说。但是，她的话听起来空洞、无意义，让人觉得奇怪，似乎不是她讲的话。“我跟齐亚?露西亚讲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我要你在我回来之前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事。”
　　“这有什么差别吗？现在你想到要保守秘密了。你应该几个月前就想到，我真应该当时就打发你走。”
　　“那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母亲说，“大家还是会知道的。”
　　“不。这就是你不开窍的地方，克里斯蒂娜。你公开在街上丢人现眼，让人在你背后点点戳戳。你做了也就做了，愿上帝宽恕你，但是与人打交道可不能这样。”
　　“请别再提了。”
　　过一会儿，我躺在床上，又听见我母亲用钢笔写字的沙沙声。但当我走到她门口，她迅疾地将正在写的那张纸塞进抽屉。
　　“有什么事？”她生气地说。“你应该上床睡觉了。”
　　“你为什么要去罗马？”
　　她气恼地倒吸了口气；但一会儿她的怒火似乎就消散了。她拉我过去，偎在她膝上。
　　“可怜的维托里奥。没人跟他说任何事。”她用手臂抱着我，我看见她开始哭起来了。“我跟你说了，你答应保守秘密？”
　　“我答应你。”
　　她把我拉得更近，脸颊靠着我的脸颊。
　　“我们将离开村子，维托里奥，”她最后轻声说。“过几个星期，我们去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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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美洲。这个词里交织着多少梦想、恐惧和矛盾的心理。这个词就像创世之初所说出的一个名字，召唤出一个新世界，尽管它打碎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山村、老屋和家人构成的世界。在太阳沟，男人长久以来就往别处迁移，去北方，去布宜诺斯艾里斯，去纽约。每年，他们都斟酌再三，选择何去何从，要考虑干旱是否会毁了今年的收成，或者卖一块地得的钱够不够付旅费，或者，是去托里诺（意大利西北部城市，即都灵）还是去瑞士，至少期盼每年都有收益，或者，考虑是出去几年还是飘洋过海到那边过一辈子。
　　有关美洲的故事许多年来已经在太阳沟慢慢传开。我外公的父亲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外公出生后不久，就离家去阿比西尼亚打仗，是第一批到达那里的人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开始四处流浪，先是沿着非洲海岸一带——我外公过去常开玩笑说，他父亲曾娶过一位非洲新娘，在那个地方我还有一群浅褐色皮肤的表兄弟，祈祷时用非洲话，骂人时却用意大利语——后来流浪到阿根廷，最后到了纽约。有几年他寄钱回家，数额越来越大，足够造起了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但是突然汇款就停了，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一年后，我外公的大哥去找他，但是绝望而归。
　　“失踪了。”我外公对我说。“他也许是死了，也许现在还活在那儿，有一百岁了，娶了个美国老婆，生活得像国王。”
　　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在美国消失了，再也没收到他们的信。有几个也像我曾外公那样，老婆孩子都留在老家，但大多数人出去后，又回到山村，用积蓄造起一幢房子，在相对舒适的境况中度尽余年。在太阳沟就有几幢房子是用在国外挣的钱造的，虽然只不过是多盖一层或者一间房，门上装了个铮亮的铜门环，但与村里其他房子有区别。房屋主人也许是害怕太过张扬会招别人嫉妒。
　　但是，自从大战结束后，村里人出去大多有去无回。男人走了，过几年老婆孩子，有时候还有年迈的父母，也随之而去，土地和牲畜都卖了，衣服和旧锅都装进村里木匠做的大木箱里运走，房子空关着，门窗都用木板条封了起来。
　　“留下来的就是些小孩和老人，”我外公常常抱怨。“没人留下来种田了。”
　　但是，这时没人再去纽约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去阿比西尼亚，而是去一个叫“阳光客厅”的地方。大战前，我们这地区有两个男人，太阳沟的萨尔瓦特?曼西尼和卡斯蒂勒西村的昂伯托?隆哥飘洋过海偷渡去了那儿定居下来——人们说，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太阳沟里的男人和卡斯蒂勒西村的男人能在一起干事而不割断对方的喉咙——这时，他们的亲戚开始一个个去投靠他们，势头逐年增大。“阳光客厅”位于美洲一块叫加拿大的新地区。有人说这是个寒冷的地方，歪歪斜斜的木头屋子．还有大片大片的灌木和白雪；听人说这块土地上有绵延数英里大片平坦的绿色田地，宽广如海的湖泊，一个未堕落的世界，既无高山，也无碎石遍野的土地。
　　但是，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对从未迈出过由阻断太阳沟视野的四围山峰所圈住的小小世界、从未超越山村教堂钟声区域范围的人来说，美洲就是那个样子，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阳光客厅”都是一个巨大的村子的一部分，那里贫民窟、摩天楼、汽车与森林、绿色土地和大湖混合在一体，似乎整个广阔的世界与太阳沟本身以及环抱太阳沟的石头山峰组成的山谷差不多大小。尽管有从那边回来的人讲过在山村已流传一百年的有关美洲的故事，这些故事讲到污秽的工厂、累断腰的工作、微薄的工资以及臭虫横行的小棚屋，但是，美洲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似乎存在着两个美洲，一个美洲持续的仅是平淡无奇的生活，农民们把从无停歇的每日的艰苦劳作视为自己的本分、自己的命运，另一个美洲与其说是一个实际的地方，还不如说仅仅是一种心境，一个存在于看得见的世界表层下面的闪闪发光的天堂。这个天堂，连那些已经到了那边、每日长时间工作、积存起微薄的收入的人也从未进入过，但是它可望不可及地总是在他们周围出现。这两个现实毫无矛盾地并存在一起，就好比山羊同时既是普通的牲畜，又是神奇精灵的附身之处，就好比贝尔豪特的女巫既是衰弱的老妇，又是巫师、女术士。现在，偶尔会有个年轻男人从海外回来想选个新娘，村里的年轻女人会精心梳妆打扮自己，洒上香水，每天在村中广场上招摇过市，沉湎于胡思乱想，口中念念不忘的是充满渴望的一声“阿美利加”。但是，当那年轻人已选定意中人后，那些未被挑中的女人会说一句：“天底下生活都一样，”她们这时要为那个必须离乡背井、跨洋过海而面临不确定的前程的女人感到惋惜了。
　　然而，我母亲从不提到美洲，那地方对她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我对美洲形成的概念来自我外公讲的故事，还有村里人的传言。“在美洲，”我曾听到朱塞比娜?达戈内罗说，“面包像胶水似的粘在你嘴里。他们必须往面包里放糖，否则什么味道也没有，不过，朱塞比娜与年老的父母住在一起，除了她没别人能照料他们，因此她几乎无望去海外。但是，玛丽亚?梅埃尔有个兄弟在美洲，她讲的故事大不一样。她说，那边的房子里面很暖和，即使在隆冬季节，你光穿袜子也可以到处走。“而且每个房间都装电话，看在基督份上，那是法律，你必须装电话。而我们太阳沟什么时候能装电话？得等到我们孩子的孩子也死了，葬入坟墓，也不知见不见得到！”
　　法布里齐奥讲什么题目都随口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他有次告诉我说，在美洲，人人都住在玻璃房子里。
　　“你洗澡时，任何人都可以过来看你，你可以看到所有女人穿着内衣的样子。在那边，人们总是互相看，因为没人信上帝。”
　　我母亲离家去罗马待了一星期。她回来时，手里攥着本护照，其中一页厚实的仿羊皮纸上印着里面有外国字的方框，框里的数字、日期和签名是用钢笔填写的。方框上部的一个蓝色王冠下方用大写字母印着“加拿大”几个字。在护照的签名页上，盖有好几个印章的是一张我和我母亲的照片，这张照片我可是从未见过。
　　“你不记得了？”我问到这照片时，我母亲说。“是你生日那天我们去塞克城照的。”
　　“你那时就知道我们要去美洲？”
　　“当然不知道，我是上星期才知道的，和你一样。我没有时间再另外拍一张。”
　　在一个塑料夹子里是一张将把我们从那不勒斯送到一个叫哈利法克斯（拿大东南部港市）的地方的船票，船票顶端印着一艘小小的轮船：
　　“这哈利法克斯在哪儿？”我问。“我还以为我们是去美洲呢。”
　　“美洲地方可大了，”我母亲回答。
　　去美洲在太阳沟来说已不是个稀罕事。玛丽亚?曼西尼不到一个月前刚走，与她父母和三个孩子，去和住在“阳光客厅”的丈夫团聚。马斯特罗安杰洛家中也有一人圣诞前后刚走。但是，总要安排时间把该做的各种事情做完。每个亲戚要准备一顿告别宴，家中财物或卖掉或送人，做箱子、装箱子，十几个小包裹由留在村里的人用棕色包装纸包好、用绳子扎牢，寄给在海外的某个亲戚，就像有时候把小包的食品丢进坟里，带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可是，我和母亲就像两个未经孕育就被过早从子宫剥离的婴儿，我们要用的大木箱一天就做好了，收拾行李只花了几个小时；而我们住的房子，尽管这几个月来家里人互相保持沉默，情绪对立，却似乎一直坚实稳定地存在着，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到处弥漫的是我们的生命和气味、我们的历史。可是，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房子就成了一个空壳，所有可用的家具都用大车运到齐亚?露西亚家里，百叶窗都用板条钉住封掉。我们家养的羊和猪乱成一团又不听使唤，被赶出自己的圈棚，赶进了齐亚?露西亚多年弃置不用的牲畜棚。我外公又一次被放在从教堂里拿来的木担架上，一路上哼哼唧唧地又呻吟又骂人，也搬到了齐亚?露西亚家，搬回了他度过童年时期的房子。他被安置在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从窗口望出去便是帕巴山的山脊，而我和我母亲则睡在楼上玛尔塔的房间里，临走前的最后几天我们又睡在了一起。玛尔塔暂时睡在厨房里我那张带花卉图案的床垫上。
　　最后一件家具从我外公的房子里搬走，只剩下我母亲已收拾停当的大木箱孤零零地放在厨房中央，这时候我心里才形成“我们要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有形的概念。但是，在我们离开前剩下的这几天里，我还是无法理解这个事实所包含的确切意义。我走在街上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觉，似乎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飞升起来，在空中行走，房屋、人们的脸、说话声似乎都从我的眼前消退，让我的感觉是它们不存在。虽说我心中已满是美洲的各种形象，高楼、广阔的绿色田野，还有我记忆中长着黑头发的父亲，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它们的真实存在，甚至我的父亲这时也仅仅像是我在睡梦中想象到的某个人。对于未来，我能清晰地看到的，只是在我头脑中化为大海的、一种无边无际的空间，以及进入这个空间的旅程，这旅程并非以它的目的地定向，而是以它的出发地太阳沟定向。不知什么缘故，在渐渐往后退去的海岸边上，太阳沟总是历历在目。
　　
　　第二十二章
　　在我们动身前几天，我出校门时，见法布里齐奥正赶着他父亲的羊群，踩着冬末时节的泥浆和融雪，沿圣朱塞普大街往前走。他看上去比秋天时身体更单薄更瘦了，但他仍穿短裤戴着帽，走路大摇大摆，像挥舞节杖似的挥着羊鞭。我等在石阶梯的上端，直到他转过村边的拐角，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但是，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在群猪沟下放羊，那里的雪全化了，抬头看见他从公墓方向朝我走来。他走上前来，一声不吭，拔起一根枯草茎放进嘴里嚼着，然后盘起腿坐在地上，在我正坐着的大石块旁边。
　　“我父亲说，送我这样的人上学没有用，”他终于开口说。“他讲我蠢得像头骡子。要骡子懂事，惟一的办法是用鞭子抽。”
　　他在潮润的草地上伸展开双腿，身体后仰支撑在手肘上，故意装出一副年轻男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龙帕卡佐打发我回家，是因为我扔石块打一只老鼠，把一袋小麦扔穿了一个洞，啪！他打我一记耳光，就像我父亲打我一样。他说，‘你怎么啦，白痴？’”——法布里齐奥说话中带上了浓重的塞克城人的口音——“‘你怎么啦，疯了？’我父亲要砸碎我的脑壳。”
　　他吐出一口嚼碎了的草，然后坐起身来，用手掌搓着起鸡皮疙瘩的小腿。
　　“不管怎样，这对我无所谓，”他说，“你往地里下种子，不必懂数学，我父亲说。那女教师”——法布里齐奥鼓起脸颊，手臂向两侧举起，做了慢跑动作，装着胖子走路的模样——“那女教师让我见了就讨厌。“‘法布里齐奥，’”他模仿那老师的假嗓——“‘告诉我，法布里齐奥，上帝身上的三位一体指的是哪三位？’再见吧，那肥猪婆！”
　　太阳开始西沉，带着寒意，红红的，就悬在卡斯蒂勒西村的上方，一股强风从白雪覆盖的山坡上部呼啸而下，吹得近旁的一棵老苹果树光秃秃的枝桠格格直响，一只小鸟孤零零地叫了几声。我在树枝中间寻找，却看不见它的踪影。
　　法布里齐奥递给我一支烟。我犹豫一下，还是拿了，凑身向前去接法布里齐奥送过来的火柴。
　　“在美洲，人人抽烟抽得像支大烟囱，”法布里齐奥说。“有时候，烟雾腾腾的，你甚至看不清楚你在往哪儿走。”
　　“这不是实话，”我突然说。
　　法布里齐奥歪着头，奇怪地看着我，因为阳光而眯缝着眼睛。
　　“我只是开玩笑说说罢了，”他最后说。
　　他捡起一团土，慢慢地用拳头捏碎了，土变成细细的粉末从指缝间流下，落到他短裤袋上，在裤袋上形成了一个小土包．他俯下身子轻轻吹土包中心，在他满是烟味的口气的吹拂下，中心的圆孔越来越大。
　　“你到了美洲，”他说，“你可以写信给我，告诉我那里是什么样子，当我存够了钱，你可以叫我过去。”
　　但是，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想给他写信，或者叫他过去，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那样做。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因为他过来跟我说话而对他生气，似乎他是惟一曾伤害过我的人。
　　“我们得回家了，”我说。“天要黑了。”
　　“你答应给我写信？不是说着玩的？”
　　“对。”
　　他把嘴上的香烟放在一块石头上。
　　“那么我们必须留个证明，朝你手上吐点口水。”
　　“干吗？”
　　“吐吧，你会明白的。。”
　　我朝手掌心吐了口水，法布里齐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朝他嘴边拉。在我没抽回手之前，他的舌头已把粘在那儿的口水舔净了。
　　“你干吗这样做？”
　　“这就使我们成了兄弟，”他说。“好像我们有了相同的血。一个人决不能伤害有着相同鲜血的另一个人。现在，轮到你了。”
　　法布里齐奥在自己的短裤上擦一下自己粘有沙土的手，往掌心吐口水。
　　“来吧，”他说着把手伸给我。“这不过是口水。你嘴里什么时候都满是口水，全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当我的舌头碰到法布里齐奥湿润的手掌心时，我感到自己开始悲心。我闭着双眼，迅速把那口水舔掉，想把它含在嘴里，到法布里齐奥走后再吐掉。可是，我的胃又是猛地一阵恶心，使胆汁冲到了喉咙口，我探深地咽了一口才把恶心压住。
　　“行了，”法布里齐奥露齿笑着说，他手伸进口袋掏出自己的折刀，他叔叔从美洲给他带来的那把。“我要你把这把刀带走，这将保证我会来和你相聚。”
　　我自认识法布里齐奥以来，他无论去哪儿都带着他的这把折刀，就如他的短裤和帽子那样，折刀成了他的一部分，与手指脚趾一样，与他无法分离。我无法想象他会把它送人，就如无法想象我自己会把那枚给人带来好运的一里拉硬币送人一样。
　　“谢谢，”我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别扭地把折刀拿在手里，用拇指去抚摸那光滑的银刀套。
　　“别弄丢了，”法布里齐奥说。“我来时你得把它还我。”
　　这么说来，他并未真的把刀送给我。这和我的硬币情况一样——假如我现在把硬币送给他，我以后也会向他要回来的。但是，法布里齐奥已经拿起香烟站了起来，用手掸去短裤臀部处的脏土。
　　“我得走了，”他说着就开始移步。“我必须在天黑以前把羊从那坑里弄出来。”
　　暮色苍茫中，他的身影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他大步流星走到半道时转过身来招手。——，“嗬，维托！”他大声吼道。“祝你在美洲走运！”
　　他这时差不多已走到通向公墓的半道上了，不过我还是从衣袋里掏出了那枚硬币，捏在我的手掌心。
　　“法布里齐奥！”我大声叫。
　　他又转过身来，但是没等我开口说话。
　　“别忘了给我写信，”他大叫。“乔瓦尼?巴蒂斯特大街十三号！”他转过身去，继续往前走，停了一会儿把烟蒂用脚后跟踩进泥地里，又半转过身来挥挥手，然后把双手插进裤后口袋，最后消失在渐渐浓重的暮色里。
　　
　　第二十三章
　　我上学最后一天放学后，老师将我留了下来。这天轮到安东尼奥?吉拉索尔扫地，自新年以后，老师不再单挑我留下来扫地，《圣徒传》也越来越少读了。我在老师的讲桌旁边默默地坐了好几分钟，而老师则等着安东尼奥扫完地。看见老师的眼睛盯住他看，安东尼奥扫得越发起劲，一边不断地斜着眼睛看教室前面；但是他似乎从来没从教室后面角落里一小块地面移开过脚步，那边被一大团尘土包围着。
　　“回去吧，安东尼奥，你可以明天早晨再来扫完它，”老师终于说。“再说我跟你讲过一千次了，动作要轻点，你现在做的只是把灰尘从一处扫到另一处。”
　　“对不起，老师，”安东尼奥低着头说，“我早晨来不了，我母亲得了腹泻病，我得为弟弟妹妹做吃的。”
　　“你说谎。我今天早晨还看见她在街上。”
　　“她是今天下午才生的病。”
　　“你从这儿滚出去！”老师说，“要不，我会为了你说谎而把你的脑壳砸碎了。要是你明天一早不来这儿，看我跟你怎么算账。”
　　但当安东尼奥走了后，老师的怒气也就消了。
　　“过来，维托里奥，”她说，用手招呼我绕过讲桌。当我走近时，她突然伸开双臂，拉我过去，把我的脸偎依在她怀里，她抱住我好长一会儿，紧紧地抱住我前后摇晃。她开始抽泣起来，但是，我心里想到的贝是法布里齐奥几天前把她叫做“那肥猪婆”、撑开两臂学她走路的那个样子。
　　终于，她松开了我，从裙子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抹她的眼睛。
　　“啊，维托里奥，我的孩子，”她说，又吸了一口气。“你看，女人多像小孩子。这里我有件东西要送你。”
　　她伸手到桌子底下，从她的皮包里抽出那本《圣徒传》。“我希望你能按照它生活，”她说着把那本书递给我。“我希望你能以他们为榜样。”
　　我内疚地把书挟在手臂下。
　　“谢谢。”
　　“你知道，维托里奥，”她说，“我以前也有个儿子。他活到现在也有你这个年纪了，可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而上帝也没有让我再生一个孩子。”
　　我眼睛盯住地板看。我从没有想到过老师也会生小孩。突然间那个老师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好像她在我眼前分裂成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生了孩子但孩子却死了的人，另一个是每天早晨不知从哪儿突然出现在教室里，而放学后又消失于一个虚无飘渺的场所的人。
　　“现在你走吧，”她说着又开始哭起来。“我已经做得像个傻瓜似的。你回家吧。也许你到了美洲会给我来信，是不？”
　　“对，”我喃喃地说。
　　她擦擦眼泪。
　　“那你把书给我，”她说。“我把我的地址写在前面那书页上，这样你就会知道信往哪儿寄了。”
　　“盖尔索米娜?埃米科恩太太，”她写道，字写得又大又细心，“塞克城托莫洛广场三号”。但是我依然看不懂这地址的意义，无法把老师与某个名字和地址、与某个昏暗的厨房里的餐桌餐椅、与一张床联系起来。我想象她与其他住在城里的骨骼粗大的女人一样，走进塞克城的菜市场去买菜，这些女人一样和菜贩们交谈，为一棵卷心菜或一口袋洋葱与他们讨价还价。可是，我的这个想象与她对不上号。
　　“你现在走吧，”她最后轻声说，一边还抹着眼泪。她俯下身，在我额头上默默地吻了最后一下。“祝你好运。”
　　
　　第二十四章
　　我们远行的前夜，晚饭后，我外公把我叫进他的房间。
　　“把门关上，”他吩咐说。
　　在自己家里，我外公的房间望出去就是山谷，总是又通风又明亮。但是，齐亚?露西亚家的房子位于大街靠山的那一侧，造在山凹处，我外公住的房间惟一的一扇窗朝向倾斜的山石壁。渗进的潮气使窗下的那堵墙结了一层起泡的白色沉垢，房内弥漫着一股潮湿和霉烂的味道，就好比一条旧毛毯在房间角落里放了太久所散发的味道。
　　因久病卧床，外公的脸变得苍白消瘦，松弛的皮肤挂在又尖又瘦的骨头上，这些骨头如小鸟骨头似的脆弱。他这时倚着枕头躺着，在被单下鼓起的上了石膏的腿似乎是他以前身材魁伟的最后一点证明。
　　“把桌子抽屉拉开，”他说话的声音因伤感而显得嘶哑，“把装勋章的盒子拿给我。”
　　我把盒子递给他，他伸手来接盒子时，手颤抖着。“这些勋章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存到现在，”他说着把盒子“咔答”一声打开。“这两个最早得到的勋章没什么价值，参战的一半人都拿到了，只有这最后一个有些意义。喏，你看看。”
　　他把盒子递回给我，几乎有点不耐烦，似乎他想急于摆脱它。勋章别在衬着的褪色红天鹅绒上。他指着的那枚勋章上是青铜铸的月桂花冠图案，还刻着铭文：“作战英勇”。勋章下面垂着厚实的蓝色缎带。
　　“为了这个我荒废了一生，”我外公说，从我手里又拿过盒子去。“就为了这个，还有一小笔连头山羊也养不活的退休金。我还傻的可以，认为这足够补偿了。你知道我这个勋章是怎么得的吗？是为了救一个胆小鬼的命。这个男人要是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会一枪打进他的额头。我背着他走了一里半路，老天作证，他因为害怕，肌肉僵直，连步子也迈不开。可是当炸弹掉下来伤了我的腿时，他居然把我扔下在地，死活不管。我救了他的命，看在上帝份上，他居然丢下我让我去死。没有人回来找我，结果我们自己的一匹马把我踢伤，让我终身成了瘸子。我躺在泥地里，好像过了一千年，身边炸弹到处开花，真希望自己死了算了。上帝不让我死，现在我真想骂。”
　　眼泪开始顺他的脸颊往下流；但他的说话声依然干涩凄苦，声音像寒霜似的飘荡在空中。
　　“给你，”他说着，以断然的神色关上盒子，递给我。“你拿着。也许你长大后，它们对你有些意义。这些东西我可没别人可留。我死后，会把那房子留给你，如果你回来的话。但是，你现在离开这个国家，算你走运，因为这是一个犹大和懦夫的国家。这就是杀死墨索里尼的原因。现在人人都有勇气了，在大街上大声骂我，因为我被愚弄了。那些现在嘲笑我的蠢驴和胆小鬼，当年怎么不勇敢点？建学校、从政府那里拿到钱买地时，谁又抱怨过了？我一生周围都是背叛者和蠢驴，甚至我自己的女儿也背叛我。”
　　这时，他的嗓子因伤感而哽噎。他想在床上挺起身来，用拳头抵着床垫，嘴痛苦地紧闭着，终于他上了石膏的腿在床单下移动了一下。她闭上双眼，身体后仰靠在枕头上，脸上的肌肉终于松弛开了，就像徐徐松开的拳头。他又睁开双眼，举起手，抚摸我的脸颊。
　　“拿着吧，我的孩子，我希望它们能给你带来比我好的运气。”
　　
　　第二十五章
　　我们离开太阳沟的那天清晨，天亮时正下雨，天气寒冷。破晓前我就听见了雨声，先是刮起了风，吹着阳台上某个物件，刮擦着铁栏杆，又带着沉闷的“噗”的一声落在阳台地面上，接着窗上敲击起第一阵低沉的“啪嗒啪嗒”的雨点声。当单调乏味的雨声逐渐淅淅沥沥响个不停时，灰白色的天光开始透过窗帘，使房内的物体慢慢显现出形状，床脚边的一把椅子，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还有挂在墙上的十字架。最后几夜我几乎没入睡过，听着我母亲有节奏的呼吸声，我总是意识到她温暖的隆起的腹部，那儿似乎骚动着一种奇怪的、惊人的生命力。但是今天夜里，我母亲整夜在那儿辗转反侧，呼吸声时而中断时而加速。
　　“起身吧，维托里奥，”她从熟睡中醒来就叫我说。“该是动身的时候了。”
　　我们与齐亚?露西亚和玛尔塔一起吃早饭，大家都沉默不语，壁炉里燃着一盆火，外面雨依然下得很大。我母亲显得紧张急躁。她送了点早饭给我外公，但他们并没说什么话。
　　“别为他担心，”齐亚?露西亚说，声音平静而又苍老。“玛尔塔没别人要操心的。她会把他当作既是自己的父亲又是自己的孩子。”
　　玛尔塔眼睛里闪烁着骄傲或者傲慢的神色，一时间使她显得理智、甚至几乎能干起来。但是，她这时突然从桌子边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你去哪儿，在这样的天气里？”齐亚?露西亚说。
　　“我得去喂猪了。”
　　“得了，你可以晚点去喂。”可是，玛尔塔已披上围巾，像个影子似的溜出了厨房。
　　一小群送行者，包括朱塞比娜和她男人、邮差西尔维奥、几个邻居和几位远亲，早饭开始就在齐亚?露西亚的厨房里聚集。迪‘勒西最后也来了，穿一件宽大的防雨披风，态度矜持而又庄重，但在一番郁郁不乐的寒喧后，他打开在塑料袋里的一个小包。
　　“是个照相机，”他轻声对我母亲说。“在你们走前，就拍几张照片吧。留个纪念。”
　　“别拍了，安东尼奥，”我母亲说，“今天早晨别拍。”
　　“对不起，克里斯蒂娜，如果今天早晨不拍，还待什么时候？”
　　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带着些小包裹来了，紧紧抓在手里或者夹在手臂下，似乎有点尴尬的样子。但是，最后朱塞比娜还是走近我母亲，伸手拿出一个用白色细绳整齐地包扎好的棕色小包裹。
　　“这是送给我男人他堂兄弟的一点东西，”她说。“要是你行李中没地方放——”
　　我母亲倒吸了一口气。
　　“对不起，朱塞比娜，”她说。“我什么东西也不带。这决不是跟你过不去，但是我不会给你们当信差的。要是我三个月前走，你们中间谁也不会来送我。我不明白现在你们干吗态度都变了。”
　　但是，朱塞比娜仍在原处站了一会儿，似乎感到困惑不解似的，包裹还拿在伸出的手里。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终于又开口。
　　“我在说什么你很明白，”我母亲说。“你明白，你们其他人也明白。”
　　朱塞比娜目光扫一眼房间，脸红了。
　　“如果你这样认为，我不明白我干吗还费神来这儿，”她说。
　　“那么请便吧。”
　　我母亲说着已转过身去，把一些准备在路上吃的食物放进食品篮。朱塞比娜似乎还希望自己理解错了我母亲的话，仍在房间中央站了一会儿，包裹却紧护着身体拿着。但是，终于她鼓足了勇气，像裹上一件斗篷似的，转身朝门口走去。
　　“让我们走，阿尔巴托，”她冷冷地说。她男人犹豫了一会儿，目光下垂盯住手中的帽子，但最后还是跟着朱塞比娜走出了门，走进雨天里。
　　沉默笼罩了整个房间，还有几个人也朝门口走，似乎准备离开。但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好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一会儿，我叔叔帕斯奎尔站在了门口，高大的身材上下湿淋淋的。与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已好几个月没接触了。但是，我叔叔只顾把盖在肩上的塑料布扯下，不停地大步朝我母亲微笑着走来。
　　“终于要去美洲了，”他说，俯身吻一下她的脸颠，自然得像外面下的雨那样。“你应该通知我们。马里奥在他信中什么也没提。”
　　但是，我母亲尴尬地扭过身去。
　　“一切都是匆匆忙忙决定的，”她说。“看，你身上肯定湿透了。我给你煮点咖啡。炉子上还有点咖啡温着。”
　　“不，不，没事，我还得去赶集。”他从肩上挂着的背包中抽出个小包裹，试探性地递给我母亲。“我妈要你把这带给马里奥，一件衬衣什么的，好像他们在美洲连衬衣也没穿似的。如果你没地方放，我就带回去。这仅仅是一点心意而已。”
　　但是，我母亲却迅速地把包裹拿了过来。
　　“不要紧，”她说。“我会找地方放。”她把包裹塞进她一直在整理的食品篮里。但是房里的紧张气氛这时更浓了，甚至连我叔叔似乎也受了感染，他表面上的亲切友好难以掩盖他心中的尴尬。
　　“马里奥到不到码头上去接你们？”他问。
　　“不，”我母亲回答。“我们自己会换乘火车去。我们能找到路的。”
　　“啊。”
　　他在房间中央站了一会儿，眼睛盯着地板看。
　　“也许我还是把那杯咖啡喝了吧，”他最后说。
　　这时其他客人一一起身准备离开，我母亲隔着半个房间与他们道别，双臂交叉叠在胸前，神色严峻，似乎不耐烦地等待结束这些道别话。最后只剩下我叔叔，还有西尔维奥和迪?勒西。我叔叔在炉火前坐在齐亚?露西亚旁边。玛尔塔已像刚才出去时那样悄无声息地从猪圈那边回来，正在收拾用过的杯子。我们沉默地等了几分钟，我和我母亲坐在桌边，迪?勒西和西尔维奥则坐在门口，直到从外面“啪嗒啪嗒”的雨声里传来一下汽车喇叭声——是卡津古洛，他将送我们去塞克城。过了一会儿，他的卡车在房前停下，他从门口伸进头来。
　　“哦，是这幢房子吗？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外面这雨正下得邪乎。太太，如果你不在乎，我们得赶快走。我车上已有十几个人，不快走他们会要我命的。”
　　西尔维奥和迪?勒西把我们惟一的手提箱和食品篮拿到卡车上，然后又到我们的老房子去帮卡津古洛抬大木箱。但是我叔叔没去，慢慢穿过房间，走到坐在桌边的我母亲这儿。
　　“维托里奥，到房里去，向你外公说声再见，”我母亲说。我叔叔把双肘撑在桌子上，身子微微向前朝着我母亲，目光下垂盯住自己的双手。玛尔塔正在餐柜前洗杯子，头却几乎不被察觉地偏向我们这边。
　　“你不打算去他那儿，”我叔叔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一进门就从你眼神里看出来了。’”
　　但是，我母亲却扭过头。
　　“维托里奥，该死的，我告诉你去你外公那儿。”
　　我还在桌边磨蹭了一会儿；可是我母亲突然站起身，用力把我推进我外公房间。我们刚跨进房，我外公的目光锐利地朝她扫来，但是她几乎立刻又退出房去，随手把门关上。
　　我在外公房里只待了一分钟。他不说话，伸手把我拉到身边，把胡须灰白的脸颊紧紧地贴着我的脸颊。当他离开我时，双眼盈盈闪着泪光。
　　“我祈求上帝，她不要像毁了她自己的生活那样毁了你的生活，”他说。
　　我出来时，听见我叔叔在门外起动他的大车；他没等着向我道别。房间里一片静默，这静默好像仍回响着一场争论的余音，不过，在我外公房里我并没听见外面发生大声争论啊。齐亚?露西亚仍盯住炉火看，背向着我；玛尔塔正在房间一角擦干那些玻璃杯。我出来后，我母亲从桌边站起身来，从我身边走过进了我外公房间，看也没看我一眼，随手拉上房门。
　　“哦，你们走不走？”卡津古洛从前门探头进来说。“从塞克城出发的汽车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了。”
　　这时，西尔维奥和迪?勒西从他身后挤进屋来。迪?勒西披着雨披，手上还抓着照相机的塑料袋。接下来几分钟，我们沉默地在齐亚?露西亚的厨房里等待着，而从我外公的房门里传来一阵低低的谈话声。
　　“他们在房里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卡津古洛说。“每人脸颊上亲一下，不就完事了。”
　　“再坐一分钟，”齐亚?露西亚说。“让他们讲讲和吧。”
　　迪?勒西朝炉火边走去，俯下身子去暖自己的手；但是，从关着的房门后突然传来我外公提高嗓门的说话声，声音又大又严厉。
　　“你是不是疯了？你要是这样干，愿上帝助我，我会天天祈祷，让你下地狱受煎熬！”
　　“那你要我怎么办？去那儿过等着我的地狱般的生活？”
　　“你得面对自己做的罪孽，向上帝祈祷饶恕你的灵魂！”
　　“我已经一千倍地抵偿了自己的罪孽！”
　　“还有那孩子，”我外公这时放开喉咙高声叫，“他会怎么样？你不能这样把他从我身边也带走！”
　　“我带走我自己的儿子，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还有任何人，都别想拦我。”
　　“那你滚出去！滚出这房子！以后你要是再走进这扇门，我向上帝发誓，我会亲手掐死你！”
　　我外公房间的门猛地一下打开，我母亲气冲冲地跑进厨房来。
　　“你们都见鬼去！”她大声吼道，从门边衣钩上一把扯下自己的披巾，往肩上一披。
　　“还有你，”她对卡津古洛说，“别像蠢驴似的站在那儿。”她推开挤在门口的几个男人，冲进街里。
　　“维托里奥！拿好上衣，我们走！”
　　转眼间我已在街上跑，追赶着她，害怕我被留在后边。卡津古洛的卡车上已坐着六七个人，膝盖顶着我们的大木箱。我们向他们跑过去时，他们茫然地盯着我们看。但是我母亲跑到驾驶室前，里面坐着的一个男人赶紧让座，匆匆穿过雨天与车后的人挤在一起。
　　卡津古洛的两侧站着西尔维奥和迪?勒西，他仍在齐亚?露西亚的家门前怔怔地看着我们。
　　“看在耶稣份上，你在等什么？”
　　但是，这时我看到，整条圣朱塞普街——阳台上、门廊里、头上遮着短上衣或者披巾站在街上的村里人都出来看着我们。男人、女人、小孩子，还有那些别人把他们安置在那儿就一整天不从椅子上挪动身体的老年人，这时都注视着我们，纹丝不动、神情专注得好像他们一起在摆姿势拍照，给我们最后留一幅静止不动的景象。只有那沙沙不断的雨声才稍稍减轻这一片静止沉默的气氛。我母亲卷曲的头发闪烁着雨光往下披散着，她的衣服被雨淋湿紧紧地贴着她的腹部和双腿。一时间我母亲似乎变小了，一副落败的样子：双眼好像闪过恐惧的神色。她把披巾边紧紧地掩着前胸。
　　“这些笨蛋，”她喃喃地自语。她朝开着的卡车门转过身去，保护我似的把我拖了过去。“快，维托里奥，进车来。”
　　但是，在她抱起我放进驾驶室前，她突然又转过身去，一只手还紧抓住我的肩膀。
　　“傻瓜们！”她这时高声叫道。“你们想逼我去死，可是你们瞧，我还活得好好的。现在你们来看我去死，但我不会死的，不会被你们那些愚蠢的戒律和迷信杀死的。死亡的是你们，不是我，因为你们中间没一个人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向上帝祈祷，把这个村子，还有它的种种愚不可及的东西，从地球上抹掉！”
　　当她说完这些话时，整条街被一阵怪异的沉默所笼罩，甚至连雨声也突然消失了。村里人如石头般地呆立着，似乎与修筑房屋和街面的石块融合成一体，最后他们本身变成了这村子的坚硬的山岩表面上的沟沟坎坎。
　　我母亲猛地一下把我推进驾驶室。
　　“进来，开车！”她回头朝卡津古洛大声喊。她爬上车坐在我身边，雨水从她身上往下滴。她往旁边侧一下头，甩开遮住脸的头发，头发上的雨水飞溅到一侧的车窗玻璃上。
　　转眼间，卡津古洛已坐进了驾驶座。
　　“对不起，太太，”他抓着下巴说，“我知道，我收了人家车钱，就什么都不跟我相干——”
　　“那还不开车！”我母亲说。“我犯的惟一的错误是十多年前没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当时有机会走的。开车！”
　　卡津古洛还想说什么，但最后他只耸了耸肩，就伸手去发动汽车马达，推上排挡。透过雨水淋漓的车侧的镜子，我最后瞧了一眼村里人——有的已开始走动，像幽灵似的向村边飘荡而去；可是没人举手向我们道别，如村里别的人家离村时那样。不过，一眨眼工夫我们已驶上了公路。卡津古洛沿山道转弯时停也不停，反而推上了更快的排挡。太阳沟很快地从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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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
　　车一直往海边开，往海边开。公共汽车沿坑坑洼洼的环山公路走，在每个城镇和小村都停，直到车上挤满了其他乘客。乘客中有穿着家织紧身套装和已开裂的钉着鞋钉的靴子的短工，有身穿衣褶分明的卡其布军服、刚剃过胡须的士兵，还有从小城镇出来的年轻姑娘，一开口说话就用手掩着嘴巴，为的是遮掩涂抹的口红。汽车沿着长长的“之”字形路线沿山坡而下，，进入雨水浸润的山谷，接着汽车排挡突然嘎嘎直响，马达呻吟着，司机驾着汽车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坡，越爬越高，驶进茂密昏暗的柏树林和依旧覆盖着白雪的山石小村。
　　经过几小时坚硬的山路，土地逐渐变成平缓的丘陵地，最后汽车驶上了宽阔平坦的黑色公路。我们头顶上一路上伴随着我们的大片乌云，现在被越来越宽阔的蓝色天空所替代。我身边母亲眼睛里的严峻神情，慢慢融化成默默的泪水，她转过头去向车窗，小心地用手擦一下脸颊，以掩饰自己。“那不勒斯13”，一块路标上这样写着。在远处，两座巨大的三角形土山近乎完美的线条伸向天空，那是维苏威火山。过了不多久，我们已进入了城郊区，驶过大幅广告牌和街边集市，以及大堆冒着青烟的垃圾。街道慢慢地变得狭窄起来，夹着街道两边的是十几层高的杂色斑驭的桃红色大楼，街道因汽车、大车和行人而越来越拥挤。最后汽车在一个大广场上歪歪斜斜地停住了，广场上的来往车辆汇成一片海洋，中间几乎没有空隙。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赤着脚，从一辆汽车跑到另一辆汽车，兜售着香烟、水果和用有光纸作封面的杂志。
　　我们在一间光线暗淡、棕色墙面的旅馆房间过夜，床头墙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肮脏的红色天鹅绒窗帘蒙在窗户上，向窗外望去是一条垃圾狼藉的小巷。自离开太阳沟后，我母亲几乎没开口说过话。整夜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好像与梦中的幽灵在搏斗，她隆起的腹部把盖着的床单从我身上拖开，让我干受这室内的寒冷。临近天亮时，我陷入了一个熟悉的梦境，这个梦我在太阳沟做过一百次：我和我母亲在一条黑暗的走廊上，慢慢地沿墙壁摸索着找出路，希望不被发现，从那总是挡着道的驼背守卫身边溜过去。然而，今夜的梦境中，那驼背没出现，但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半道上，我突然惊恐地发现母亲不在我身边。
　　但是，这时有人触碰我的肩膀，是我母亲，还在床上睡在我旁边。
　　“醒醒，维托里奥，”她低声说。“出发的时间到了。”
　　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我和母亲从她准备好的食品里吃了点面包和奶酪算是早饭，然后下楼到旅馆大堂垦。我母亲和柜台后面的男人说了几句话。他走出去到大街上，过了几分钟回来，带进来一个瘦削脸的小个子男人，一只眼睛里凝着血块。
　　“哦，太太，”他说，露齿对我母亲笑着，还眨巴着那只充血的眼睛。“你们是去美洲，对不对？”
　　那两个男人从柜台后的储藏室里拖出我们的大木箱，抬到街上，把它放在一辆破旧的菲亚特500型汽车的车顶上，他们用绳子穿过开着的车窗把木箱扎牢固定好。
　　那瘦削脸的男人驾车送我们穿过城里，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圆润的浓重方言，不停地说笑着。这时城里还很安静。街道两边从黎明的阴影处耸立起的大楼，像卫兵似地肃立着。我坐在汽车后座，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当母亲唤醒我时我们的司机和一个戴坚挺红帽子的男人正把我们的木箱从车顶抬到一辆手推车上。我们到港口了，离我们不到一百码处，码头边停着一艘大轮船，比我们在城里见到的哪幢楼都要高，像一头蓝色的海中巨兽，沿着码头足有半里长。在船的外侧，在清晨的灰白天空下，是一种更清澈的蓝色，平滑宁静如画，延伸到地平线，那是蓝色的海湾与大海。
　　我和母亲随着脚夫走到一个柜台前，在那里，我们的木箱贴上了有编号的标签，被两个臂粗膀圆的男人拉走了，他们露齿对我母亲笑笑，向她大声叫着什么，我听不懂。虽说时间还早，港口已经是一片忙碌。神色茫然的脚夫，身穿红色制服头戴坚挺的帽子，推着各式手推车在道上来来往往。穿工作服留胡须的男人在码头边闲坐在木头货筐上，牙齿乌黑的小贩叫卖着烤栗子，用浓重圆润的口音叫喊着：“哦，卖栗子，又热又好吃。来买啊，先生太太！栗子！”在这些脚夫、码头工人和小贩中间走动着一拨游荡的人，似乎被砍断了根似的漂流着，迷了道，没有了方向，男人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白衬衣，女人穿着宽大的带鲜花图案的衣裙，孩子们穿着星期天才穿的最好的行头，紧绷着他们的手腕和脚踝。用绳子捆好的手提箱、塞得太鼓的手提包、笨重的麻布袋四处散放在码头上，看上去像战争后留下的残迹。随处可见全家人在肮脏的路面上席地而睡，用卷成一团的内衣作枕头，用薄上衣作盖毯。沿长约一里的码头边响起一片哀伤凄苦的告别声，男人女人一起痛哭，紧紧拥住自己即将漂洋过海远去的亲属，似乎是送他们去地狱深处。
　　“对不起，请问在什么地方上船？”我母亲走到一个身穿灰白色卡其军服的宪兵身后问，他正背靠钢柱站着，一只手的拇指插在步枪皮带下。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用下巴做了个含糊的姿势。
　　“在那边，太太。”
　　但是，这时他的目光看到了我母亲的腹部。他慢慢转过身来，然后终于俯身向前提起我母亲的手提箱。
　　“请跟我来。”
　　他领我们在码头上顺着停靠在那儿的长长的蓝色船身往前走。船的一侧上有一码高的字母拼写着船名：萨特尼亚号。但船名周围的油漆已干裂剥落，随处可见锈迹斑斑。
　　“几等舱？”那宪兵问。
　　“三等。”
　　我们最后在靠近船尾处停了下来，船跳板下拥挤着一群等着上船的乘客。
　　“这么说，太太是去美洲，”那宪兵说。
　　“不错。”
　　那士兵上下打量了我母亲一会儿，微微点着头，然后缓缓地甩一下手肘把步枪皮带换一只肩膀背着。
　　“那么，”他最后说，“祝你好运。”
　　“这个人真不赖，”他走开后，我母亲说。“他至少可以帮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甲板。”
　　但是，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走上跳板。我们前面的队伍并排有五六英尺宽，还缠夹着包裹、篮子、手提箱，蜗牛似地往前移动。当我们终于移动到甲板时，我母亲走到队伍的一边，其他乘客纷纷闪开道让她过去。她疲惫地在自己的手提箱上坐下来。我们这时才明白干吗耽搁这么久：原来登船区被用绳子拦成个漏斗形，在那头有两名神情疲倦的年轻官员，身穿蓝色制服、戴大盖帽在检查证件，乘客们通过用绳子拦出的窄窄的过道往里走。
　　我和我母亲观望着，突然那边发生了争吵。当一名官员正检查一个身穿黑粗呢制服、须发灰白的老头的证件时，从老头手臂下夹着的有盖大竹篮里传出一阵“咯咯咯”声。那官员掀开篮盖，只见伸出一只瘦削的鸡头。
　　“对不起，先生，”那官员说，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未经特别许可，你不能将活动物带上船。”
　　但是，那老头似乎没听懂对方的话，固执地把竹篮抱在胸前。官员把规定又解释了一遍，一手抓着竹篮的提柄，用手势指着码头，建议老头把鸡卖给那边的哪一个小贩。但是，老头似乎突然感到害怕起来，好像是以为不允许他上船，于是紧抓住竹篮，想从绳子拦出的那人口冲进去。官员突然用劲一拉还抓在手里的竹篮提柄，想制止他，提篮脱离了老头的双臂。眨眼间，里面盛的东西撒满了一甲板——粮食、衣服、一只大画包、硬乳酪，还有那只瘦脑袋的鸡，狂乱地拍闪着翅膀，徒劳地想飞一段距离，扬起一地鸡毛，最后摔在甲板上“咯咯”乱叫，又开始在上船乘客的腿间乱窜，鸡爪在甲板的金属地面上打滑刮擦。一下子甲板上变得一片混乱，官员和那老头拼命在人群中挤，女人和孩子们尖声叫唤，躲避着那狂乱地拍着双翅的鸡。
　　但是，在我身边的母亲见状哈哈大笑，这是开怀的笑，笑得流出了眼泪。
　　“看看你，”当鸡被抓住，甲板上骚动过后，我母亲对我说，“老是这么严肃！”她做了个夸张的严肃的脸相，乜斜着眼，噘起双唇，接着又是一阵大笑，把我往她身边搂，用脸颊抵着我的脸颊。
　　“真是妈妈的小傻瓜，”她说，一边身体往后退，一边抹眼泪。“快点，在他们把我当疯女人扔下船之前，我们还是干我们的正事，找到自己的房间。”
　　我母亲从坐着的手提箱上挪动起自己的身子。但是，当她俯下身体去提手提箱时，一个身穿蓝色制服戴蓝帽子的男人，突然像幽灵似的耸立在隔离线内我们的身后，迅速地俯身向前，厚实的手掌一把抓住手提箱的拎手。
　　“让我来，”他说，一边轻松地把箱子从隔离绳上边拎了过去。一时间我真怕我母亲的玩笑话成了现实，我们要被人从船上扔下去：站在我们面前的男人，尽管他脸带微笑，但是看上去却凶巴巴，挺严厉的样子，刻板的下巴往前挺出，像是一种威胁。但转眼间他一把脱下帽子，模样似乎突然改变了，他严厉的脸相因斑白的头发、大笑时眼角边会产生的那些皱纹而变得柔和起来。
　　“我叫达坎杰洛，”他说。“安东尼奥?达坎杰洛，是船上的三副。我可以帮夫人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吗？”
　　“谢谢，”我母亲说，神情犹豫。“你真好。但是，你并不是对所有的乘客都表示同样的好意吧。”
　　“可并不是所有乘客都有您这么重的负担。”
　　“好吧，你讲得有点道理。”
　　几分钟后，就凭达坎杰洛点一下头，我们就毫无阻挡地通过了用绳索隔离出来的通道口。到了隔离线的另一边，达坎杰洛迅速地查验了一下我母亲的旅行文件。
　　“莫利塞地区的人，”他说着从我母亲的护照上抬起头来。“我听见你跟你儿子说话时就这样想。不过，对从那些地区出来的人来说，你意大利语讲得真不错。”
　　“你的意思是，对一个农民来说？”我母亲问。
　　达坎杰洛脸红了。
　　“对不起，我的意思只是，你知道，我很了解那里的人讲的意大利语。我是特莫里人。”
　　“啊，特莫里，”我母亲微笑着说。“我听人讲，你们那里有些很漂亮的海滩。”
　　“噢，不错，”达坎杰洛迅速回答，不过，接下去又说，这时他已恢复了平静：“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海滩的话。实际上，我离开家乡时，心里烦透了海，我想走得离海越远越好。所以我一路横跨整个国家，想不到不知不觉地，这边又是海。我想躲也躲不掉。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我认为是这样。”
　　达坎杰洛瞥一眼我母亲的船票。
　　“409房间？”他问，感到吃惊。“但那是三等舱。”
　　“有人告诉我们，三等舱该从这儿上。”
　　“对，不错，不过你目前的情况不合适。三等舱比医院的条件还差。你得和六七个陌生人住在一起，还有他们尖叫不停的小孩。你还得与半船乘客共用一个厕所间。”
　　“那总比你们把屁股凑到船栏杆外面去大便强，”我母亲说。
　　达坎杰洛脸又一次红了；但终于还是发出了一声短暂的大笑，似乎他突然被自己的尴尬而逗乐了。
　　“好吧，我们不能整天站在这儿，妨碍别人走路，”他改用方言说。“我带你们去你们的房间。”
　　但沿着船舱楼梯走到半道，达坎杰洛却停住步子。
　　“你们听着，我刚想到了个主意。我们二等舱里也许还有个多余的房间。两张床，你们一人一个。还有间独用厕所。”
　　“你这样关心我们真是个好人，”我母亲说，“但是我真的住不起那样豪华的——”
　　“哦，钱不是问题。你明白，船长通常总留一间二等舱房间给——对，比如说给一位朋友。但是，我想这次航程他的朋友不会上船。来，随我来。”
　　我们又折回到甲板上，达坎杰洛领着我们顺着一条宽宽的通道往前走，两边是灰色的门和挂着窗帘的小窗，然后又顺着一段生锈的船舱楼梯到了上甲板。这里的通道排着一长溜脏兮兮的白色小船，挂在半空看上去像海鸥似的，来回忙碌的是穿着制服的船员。达坎杰洛领我们往船头去，敲一扇门，门上用黑色字体印着“船长室”。
　　“请进。”
　　我们进去的那房间没窗，又小又暗，墙上覆盖着黑色护墙板，地面铺的是厚厚的棕色地毯。护墙板可见多处已经扭曲变形，在墙画上形成长长的高低不平的波纹，使房间有了一种让人头晕目眩的动感。在一面墙上，一木架子书和一个木制古代航船模型的上方，挂着三口大钟，每口钟显示着不同的时间。
　　在一张巨大的木书桌后，坐着一个头发正逐渐稀疏、变白的男人，皮肤因受长期风吹而发干，他有一个厚实的下巴，面前摊着一张巨大的海图。我们进屋时，他眯起了眼睛，似乎突然射进来的光线使他感觉不舒服，接着他举起一只手去揉自己的后颈部。他穿着与达坎杰洛一样的蓝制服，但是他的上衣前襟上有双排金色钮扣，袖口上有四圈金色条纹，而达坎杰洛只有两圈。
　　“有什么事？”他眯细着眼打量着我和我母亲，似乎我们是达坎杰洛在货舱里橄榄和硬奶酪货堆间找出的两个没买票的偷渡者。
　　“船长，”达坎杰洛说，目光却并不看着船长，而是看着他头部上方的某一点，“这位太太有三等舱的票。不过我想，以她目前的身体情况还是住得安静些好。我建议把她安排在213房间。”
　　“哦?——213房间？但是我太太——”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使他沉吟起来。他仰身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抚着胡须灰白的下巴。“好，达坎杰洛，我懂你的意思。你现在住哪个房间，太太贵姓？？
　　“免贵姓伊纳森特。409房间。船长，给你们添这许多麻烦，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想我能对付着住——”
　　“409房间？那在吃水线下。那下边像地狱似的。太靠近锅炉舱。太太是一人出海？”
　　“你可以看见，我是和我儿子一起走。”
　　“对，对。不过我当然指的是你丈夫。”
　　“我男人在那边等我。他到加拿大好几年了。”
　　“噢？”船长的眼睛移向我母亲的腹部。“但你最近见过他了？”
　　“他常来常往。”
　　“对，我明白了。我想，他知道你带给他的这个小小的惊喜？”
　　“噢，是的，”我母亲微笑着说。“但我肯定他原先不知道。”
　　船长清了清喉咙。
　　“啊，伊纳森特太太，这孩子预产期还有多久？”
　　“五星期，还是六星期——很难说。我生维托里奥时比预计晚了三个星期。也许这次会早三个星期。我希望你们有接生员或者有个好医生。”
　　“啊？噢，对，我们有医生。有医生。”船长手抚下巴颏，若有所思；但是接着他又俯身向前，口气突然变得专断起来。
　　“好，达坎杰洛，给他们213房间，钥匙在管理员那儿。”他用一副打发人走的样子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海图上。“再见，伊纳森特太太，祝你旅途愉快。你需要什么，达坎杰洛三副会很高兴帮助你。”
　　
　　第二十七章
　　213房间不大，但很整洁。浓重的香水味遮掩了一股淡淡的霉烂味。房内的家具——靠里墙有一张双层床，两把细架子扶手椅上放着带鲜花图案的靠垫，一张圆形咖啡桌，桌面上嵌饰着一幅旧的棕色地图，图上的国家和各大洲都是扭曲失真的，跟老师教给我们的形状不一样——都是用螺栓拴牢在地板上。螺栓和压铁在铺地板的灰色地毯上看得清清楚楚，好像它们是事后想起来才装上去的。在一面墙上挂了一幅画框厚实的油画，画的是圣克里斯托弗过河的情景，圣婴耶稣平静地坐在他肩上，他一手执金节杖，另一手拿的是一个鲜亮的蓝绿色的小球体。
　　在浴室里，明亮的瓷盆和涂铬材料做的器具，在电灯洁白清澈的光线照射下闪闪发亮。抽水马桶上方的一根链条一拉，就会送出一注清水在马桶里旋转。洗脸盆和澡盆上的银白色水龙头，一拧就会“咕咕”流出冷热水。
　　“别担心，”母亲对我说，“接下来的两星期，你会把水看个够。水，水，到处是水。等你到了美洲，你会一百年也不想再见到一滴水。”
　　我母亲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洗澡换衣服。
　　“我洗完后，我们去上面看船离开码头。”
　　在舱房的另一面墙上是两扇挂窗帘的舷窗，望出去是海。我站在一张扶手椅上，靠在椅背上，我能从其中一扇舷窗眺望海湾。从这里看海，大约离我五六英尺下面，海水不是蓝色，而是暗绿色。外面海湾中，一艘黑色巨轮正驶进港口，几艘小舢板在巨轮后危险地上下颠簸着。
　　但是，这时有人发疯般地使劲捶我们的门。
　　“开门！听着！把门打开，我知道你在里面！”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愤怒的尖声高叫。我母亲穿着长裙从浴室出来，用毛巾擦着脸。
　　“这究竟是谁啊？肯定搞错了人。”
　　又是一阵捶门声。
　　“开门，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开门，让我看看你的脸！这样我会看到一张婊子的脸！”
　　“这女人疯了，”我母亲说，脸色也发白了；但是她走到门前，把门打开。
　　像座山似的堵在门口，站着一个身材不高却胖得够呛的年纪稍大的女人，她那身过分窄小的衣服，由于穿着它的主人因愤怒而涨红着脸、颤抖着身子，似乎随时有胀破的可能。但是，当我母亲把门完全拉开，血色似乎突然从那女人的双颊上完全消失。
　　“圣母马利亚！”她大声叫道，像个忏悔者那样紧握起双手。“她怀孕了！我的上帝，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她又看见我在我母亲身边走动，就垂下眼皮，似乎马上要晕倒的样子。！
　　“还有一个！上帝救救我！”她推开我和我母亲，冲过房间，重重地倒在一张扶手椅上，胸脯不停地起伏着。
　　“再见，”我母亲说，目送她远去。“可怜的女人。”但是，她唇边漾起微笑。“不过，我们至少因为这件事得到了这个房间，对不对，维托里奥？快，等我穿上衣服，让我们去和意大利说声再见。”
　　在甲板上，跳板刚刚拉起，才上船的乘客，纷纷丢下手提箱和大小包裹，涌到船栏前，挥着手作最后的告别。船左舷栏杆边拥挤地排列着三四排人，与留在码头上的人互相高叫应答着，或者只是向空中大声说告别。
　　“再见，意大利！向美洲致敬！”
　　我母亲设法让我们挤到栏杆边，船这时正翻动起浪花，驶离泊位。码头上人们高声作最后的嘱咐，噪声之大可以把死人也吵醒。
　　“告诉乔瓦尼，军队正在搜捕他！”
　　“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问好！给我送个美国女人回来！”
　　“告诉你父亲，要让我抓住他，我会让他够受的！”
　　这时，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听出一个男孩子的叫声：“嗬，维托！”我目光扫一眼人群，落在一张熟悉的脸上，那脸从一顶灯芯绒帽子的阴影下望外使劲瞧。我的手臂“唰”的一下举起来挥舞着。
　　“你向谁挥手啊？”我母亲问。
　　我尴尬地耸耸肩——那灯芯绒帽子举起来了，回应着我的挥手，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挥手，露出来的不是个男孩，却是个脸上长着皱纹、牙齿乌黑的小个子老头。
　　船栏杆和码头的距离越来越宽，汽笛在我们头上“呜呜”直响，淹没了码头上传来的高声叫唤。船缓缓地像一条疲倦的巨鲸后退到海湾中，开始掉过船头，朝外海驶去。终于，码头上站着的人群成了一道起伏高低的海波，他们的叫声也几乎听不清了。当然，慢慢驶离他们时，我心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意想不到的轻松，似乎一切可能引起痛苦或者造成伤害的东西都留在越退越远的海岸上了。我和我母亲都将融化进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中，如大海一般宽广和蔚蓝。
　　我们站在栏杆边，直至周围的大部分乘客渐渐散去。海风越刮越强劲，海边、那不勒斯和岸上人群的气味慢慢被大海咸涩的气味所替代。我母亲站在我身边无声地哭了几分钟。
　　“我们走了，外公会不会死？”我等我母亲停住哭泣后问。
　　“也许会死。”
　　“我们到美洲后，是不是我必须与我父亲一起住？”
　　“你想吗？”
　　“我不知道。”
　　最后，我们下甲板回到自己房间，那不勒斯海湾这时看上去已不过一杯水大小，你可以轻松地握在手心里。这时我们的船已驶到公海。
　　
　　    第二十八章
　　    我母亲很快就适应了船上的生活。虽说只是三月中旬，但
　　每天黎明天气暖和，晴空无云。空气和阳光仿佛使我母亲重新
　　感受温暖，变得容光焕发，似乎天空和大海那清澈的蓝色渗进了
　　她的内心。她很快结交了几个朋友：达米科先生，住在我们对面
　　房间的一个戴眼镜、背部弯曲的男人，是去美洲看儿子的，每天
　　早晨我们去吃早饭时，他总是对我招呼一声“你好，博士！”还亲
　　切地对我行礼；住在走廊那边的一对度蜜月的夫妇，每天早晨要
　　问候我母亲的健康，好像没有什么比一个怀孕的女人更珍贵更
　　脆弱的了；还有一位住头等舱的灰眼睛德国人，他的意大利语讲
　　得结结巴巴，可还在船上的杂志铺给我母亲买了本英语语法书，
　　有时候在日光甲板上或者在船上的小小室内游泳池边上，给我
　　母亲上语法课。在头一两天我们没再见到安东尼奥?达坎杰洛。
　　但是，接着船上的礼品店送来一盒巧克力，还附着一张令人费解
　　的短笺：“为那不勒斯的事表示最深切的歉意——我当时未意识
　　到问题的全部真相。安东尼奥。”第二天，船在一个小港口停靠，
　　俯视着一个浸浴在阳光中的白色砖房组成的城镇，灰尘弥漫。
　　安东尼奥出现在我们房门口。
　　“我们停靠在这儿装一些橘子，船长给所有高级船员放四小时假上岸。太太和她的儿子是否愿意跟我上去吃顿西班牙午餐？”
　　自此以后，我们常见到安东尼奥。有时候他会在船上巡视时溜开一会儿，到日光甲板上找我和我母亲，送些糖果、冰激凌之类的礼物让我们享用；偶尔在餐厅里，他会给我送一客只供应头等舱的甜食来。在其他船员面前，安东尼奥总是一本正经、举止冷淡，下达命令时干脆利落、一丝不苟；可是我母亲常取笑他。
　　“嗨，长官先生！总是这么古板！大战十多年前就结束了，你知道。”
　　她有一次还让他带我们到下面的发动机房去参观，尽管他抗议说女人是不允许到下面去的。我们站在高处栏杆边往下面昏暗的洞穴般的机房看，那里散发出强烈的水蒸气味和煤味；所有的东西看起来似乎都比实际上要大，仿佛是专为巨人们造的。头顶上方和墙边铺设着粗大的管子，巨型锅炉如硕大的公牛耸立着。下边，穿灰色工作服的男人往炉中加着煤，或者照看着各种仪表和气阀。有人抬头看见了我母亲。
　　“哦，上帝！看啊，三副把他的女人带来看我们了！”
　　其他男人这时都转过头来往上看。
　　“哦，安多，你这次活干得挺快的，是吧？有两个小孩了！看在耶稣基督和朱塞普的份上！”
　　但是，安东尼奥抓住我母亲的手臂。
　　“让我们走吧，克里斯蒂娜。我跟你说过我不想让你们到下边来。”
　　“没必要生气，”我母亲说。“你是头，干吗不跟他们说明白？”
　　可是，安东尼奥已赶紧把我们推回到船舱楼梯上。
　　“你对那些人什么都说不清。他们在那下面的生活条件牛马不如。”
　　“我不明白，”我母亲说。“他们中有一两个好像长得很英俊。为什么所有英俊的男人都到海上来了？”
　　可是，安东尼奥气得脸都涨红了。
　　“对你来说什么都是玩笑，是不是？你怀着的那个孩子，也是个玩笑是不是？也许，对像下面的那些人你什么都了解。”
　　我母亲突然从他身边离开，脸上笑容也消失了。
　　“我们会自己找路上去的。”
　　但是，那天晚上又有一盒巧克力送给我母亲，还有一瓶酒。到了第二天，在日光甲板上，她和安东尼奥又在一起开怀大笑。我们船身四周是一片蔚蓝平静的大海，向四处无尽地延伸，似乎延伸到地球的尽头。
　　
　　第二十九章
　　船出海以后，船长在旅客面前很少露面，只是晚餐时下来过一两次，在头等舱旅客的长餐桌前的上首略坐一会儿，举止拘谨生硬，饭还未吃完就早早离席。有一次安东尼奥带我到轮船驾驶台上，我站的地方离他只有几英尺。我原以为他会转过身来，作出某种认识我的表示，可是他继续眯缝着眼盯住海面看，仿佛没看见我似的，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嘴用力紧闭着，似乎心中抱有某种久积的怨恨，在心中翻来覆去地盘桓，直到使他自己怒火中烧。他的举止中有一种让人敬而远之的权威，这使我想起太阳沟村民们总是抱怨的那些罗马的政客，这些人从远处操纵我们的生活，却从不露面，就像来自另一世界的那些幽灵。
　　但是，自我们离开那不勒斯后约一个星期，安东尼奥拿着份请帖到我们房间来。
　　“船长想知道，太太和她的儿子是否愿意今晚与他共进晚餐。”
　　我母亲扬起眉毛。
　　“为了什么我们有这份荣幸呢？”
　　安东尼奥清了清喉咙。
　　“船长希望能赔礼道歉——为了在那不勒斯港口时发生的那小小事件。”
　　“我明白了，”我母亲说，“这个姿态是否完全是船长自己的主意？”
　　“我承认我也许暗示过他一两句话——”
　　“我对船长那个小小的玩笑怎么想，你也跟他说了？”
　　“我请求你，克里斯蒂娜，在其他男人面前，别说让他下不了台的话。就算为了我。”
　　“好，我们得看看他怎么个态度。”
　　船长的住处离船长室不远，仍有那种已消逝的典雅的气氛无窗的墙上铺着深色护墙板，沉重的木家具，蒙着天鹅缎布套。房间一侧，在挂有几十根玻璃垂饰的枝形吊灯下，放了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长餐桌，桌子四周的大部分椅子都已经有人坐着，坐在桌首的船长见我们进来就站起身，桌旁其他人也跟着站起身。
　　“我想，达坎杰洛已为了在你房间发生的混乱，向你转达了我的歉意，”他向我母亲微微鞠了一躬，但这姿势有一种屈尊俯就的神态，仿佛认为这件事几乎不值得一提。然而，在他身后的墙上，我这时注意到有四张孩子的相片，放在几个椭圆大相框里，在这几张相片中间是一幅女人的照相，这女人就像在那不勒斯冲进我们房里的那位，只不过显得年轻漂亮。
　　安东尼奥开始作介绍。在座的客人一共有十二三位，大部分客人穿的是高级船员的制服，留小平头，蓝色上衣，衣领笔直，相互之间几乎无法区分。然而，有一位客人显得与众不同，是个胖胖的男人，稀疏的头发梳得锃亮，脸颊皮肤下显露出纵横交叉时隐时现的毛细血管。他一身纯白装扮，从衣领尖开始到鞋尖为止都是白色。我在餐厅里见到过他一两次，在头等舱旅客用餐区的各桌子间转来转去，说话声总要比别人高，手上总是举着玻璃杯。
　　“这位是科萨比恩医生，”安东尼奥介绍他说，“他负责照料船上的病人以及病危者，这就是说他通常无事可干。”
　　“很高兴认识您，”医生说，一边伸出粗壮的手指拿起我母亲的手，放到他的嘴唇上。
　　餐桌上已放置好洁白的瓷器和闪闪发光的银餐具，红布做的餐巾从玻璃酒杯口像异国花卉似的向外怒放着，一瓶瓶红葡萄酒顺长餐桌一溜排开，像林荫道上一排排立柱。每个人餐位上的餐具，盘碟按三层摆放，最下面是一个大盘子，上面是汤碗，还有一只放餐前小吃的小碟子，里面有芹菜和胡萝卜条、黑色的橄榄、大片的火腿和硬奶酪，样子有点像我曾在那不勒斯的广场上看到的那些喷泉的小模型。
　　我们在餐桌前就座，船长低头默默地作简短的感恩祷告。他做完后，以一句生硬的“祝大家胃口好”祝愿全桌客人。那些高级船员，好像他们体内的弹簧一下松开了似的，齐刷刷一齐动作起来，把餐巾放在膝上，默默地吃起放在各人面前的切成小块的餐前小吃来。同时，那些餐厅服务员，手戴白手套，身穿服务员制服，如幽灵似的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手上捧着热气腾腾的菜碗和有盖的托盘，放到房间一侧的上菜手推车上，其中一位绕餐桌穿行，打开酒瓶瓶塞，往酒杯中斟酒。
　　“谢谢，”当我母亲的酒杯斟满时，她说道。她的声音在房间里有节制的沉默中显得突兀而又响亮。“也许你能给我的儿子倒点汽水。”
　　我母亲克制着没吃，从一张张沉默的脸看过去，似乎是在等她自己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某个提示。
　　“嗨，维托里奥，让我们吃吧，”她最后说，她用手指在自己的盘子上掰开一个面包圈，往里夹了一片肉，递给我。她又给自己做了个面包圈夹肉，咬了一口，然后举起玻璃杯。
　　“祝大家健康。”桌边响起一阵匆忙杂乱的祝酒声，接着又恢复了让人感到尴尬的沉默，我母亲放下酒杯。
　　“对不起，船长，请问在您的饭桌上是否禁止谈话？”
　　围着桌子的十几张嘴突然停止了咀嚼，船长也突然从自己的盘子上抬起目光，用餐巾抹自己的嘴唇，脸红了起来。
　　“禁止？你干吗会这么问？”
　　“打我进门后，这里没人讲话超过半句的。我的感觉是我好像在出席丧礼。”
　　但这时船长倒苦笑了一下，似乎突然明白了对方指的是什么。
　　“我只是喜欢保持一点庄重正式的气氛而已，”他说。“太太如果想讲话，当然请便。”
　　船长拿起玻璃杯，可是他尽管发了邀请，我们还是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气氛紧张，但等他喝完杯中的酒，就转向我母亲，又冷嘲地笑了一笑。
　　“从前，船长在海上有绝对的权力，”他说，“现在他到处碰到的是工会。饭桌上这点小小的礼节是仅存的硕果了。”
　　“那么在家里呢？”
　　坐在他身旁的安东尼奥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突然拿起餐巾抹嘴唇。
　　“你说什么？”船长说。
　　“在家里。船长在家里是否仍有绝对的权力？”
　　餐桌周围发出一阵忐忑不安的笑声。船长也微笑着，不那么别扭了。安东尼奥放下了餐巾。
　　“那当然，”船长回答，几乎是和蔼可亲的样子。“至少在老婆有工会组织之前。”
　　这时大家的笑声更少顾忌了。
　　“那请告诉我，”我母亲说，一边又开始拨拉起碟子上的餐前小吃来，“你这么多时间在海上过，是不是使你感到不安？你把老婆一个人丢在家里，你认为她会干什么事呢？要知道一个女人有哪儿痒了，有时候也需要有人帮忙挠挠。”
　　又是一阵笑声，但是这一次笑声尴尬地停住了：船长没有笑。
　　“她做什么是她自己的事，”他生硬地说，他又转身向自己的盘子，似乎表示这事就谈到这里为止。
　　“我明白了，”我母亲仍不依不饶地往下说，“但是我还看到你的孩子们——”她朝船长身后挂着的照片扬了一下下巴——“都长得很像你。也许为了这一点你应该心存感激。”
　　船长放下手中的叉，房里的紧张气氛浓重起来，但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嘴中发出的声音听来又像是表示不满的咕哝声，又像是一声笑声。
　　“太太，你说赢了我，”他说。“我已经被别人说成是暴君了，我不想再被说成是开不起玩笑的人。”
　　房里的紧张气氛这时似乎已消散，谈话开始幔慢地变得流畅起来。汤送上来时，有些高级船员已要求船长允许他们脱掉外衣，船长微微点头同意了，而上面食时，许多高级船员还松开了衣领，卷起了衣袖，谈话这时夹杂着阵阵放声大笑。送菜的手推车上空酒瓶越积越多，服务员手脚不停地为大家斟酒。坐在我对面的科萨比恩医生，就在肘边放了瓶酒，以便随时饮用，他面前的酒杯总是满的。有一两次，当我母亲没看见时，他无所顾忌地对我眨眨眼，还伸过手来飞快地朝我的汽水里倒点酒，这样很快我就感觉到房间开始在我面前旋转，就好比一只巨大的球绕着轴心倦怠地转动着。只有船长似乎不受酒力的影响：他一杯一杯像别人那样不停地往喉咙里灌，可是喝下去的酒好像只是使他显得更冷峻，我爷爷喝了酒后也这样，变得更谨慎收敛，就像一头野兽缩进了巢穴。
　　科萨比恩医生自餐前小吃上来后，就一直想挤进来与母亲谈话。这时，服务员正给各人分肉和蔬菜，医生见机会来了，就插了进来。
　　“对不起，太太，”他说，一边朝桌子对面倾侧着身体，一副神秘的样子。“你知道，通常说来我可以听出一种口音是哪一个省哪一个镇的，但是我听你说话说了一晚上，我还断定不了你仙乡何处。”
　　“我出生在卡塞塔（意大利南部城市，卡塞塔省省会，新城东北方有8世纪由伦巴第人修建的老城）的王官里，”我母亲说，与其说是对着医生，还不如说更多地是对着安东尼奥，似乎是她说笑话不想对医生说。“但是我母亲把我送给了吉卜赛人，为的是把我从赞成共和政体的人手中救出来。”
　　“哈，哈，”医生大笑。“现在，毫无疑问，你赶去美洲，是为了把你自己从吉卜赛人那里救出来。”
　　“是有那么一点意思。”
　　“请问，太太，如果我可以问一个私人问题的话，你怀中的那个小小包袱还有多久可以解脱？当然，我这样问完全是出于职业兴趣，举个例子，就好比邮政局长问一个邮递员。”
　　“谁说得准？”我母亲耸耸肩说。“你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
　　“哈，对，说得不错。但是，只不过在三个月前，你知道，我就在这条船上接生了一个婴儿。是卡拉布里地区来的一个女人生的，早产了两个星期，可是船晃荡得厉害，你知道，海水撞在船身上，‘哗啦’一声，水花四溅。因此很不幸，孩子生下来就是个死胎——”
　　“医生，请别说了，”安东尼奥保护似地朝我母亲身边挨。
　　但是，医生双手一摊，做出个无可奈何的姿势，好像他那个话不能不说。
　　“对不起，”他说，“我不是有意想让这位太太担心，可我不明白的是，像她这样身孕的女人干吗还要出门旅行？为什么不再等一两个月，把孩子生在家里？”
　　“有时候，孩子怀在肚子里比抱在手里容易，”我母亲说。
　　“哈，哈，你也许讲得有点道理；是实话。不过这样出门对你肯定不容易——你的预产期就在这个月，是不是？”
　　“你问的太多了。医生，也许你从前做过神父？”
　　“嗬，嗬，不，从来没做过神父！连祭台助手也没做过，我为人太老实，干不了那活，虽说我们在一起工作，我干不下去了，他们接下去干。”
　　正当服务员把最后一批盘碟收拾走并送上水果时，我们的用餐被打断了，一个还像孩子似的船员，神色慌张像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他跑进房间，海员帽捏在指关节发白的手中，给船长带来一个消息。
　　“船长，有风暴，我们刚接到沃尔坎尼亚号船发来的电报，大副认为你应该去看一下，船长。”
　　“好，”船长的眼里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告诉他我马上去，你们其他人十分钟后到自己的岗位。太太，请你谅解饭没吃完就结束了，你喝完咖啡，达坎杰洛会送你回房间。”
　　这时谈话声迅速平息下来。高级船员们一个接一个起身告退，向我母亲说抱歉道晚安，十分钟后就只剩下医生、安东尼奥、母亲和我，服务员已开始收拾桌子。医生仍不断地从放在面前的酒瓶中一口口往嘴里灌。服务员伸手去拿酒瓶，医生急忙想拦住他，酒瓶却翻倒了，酒洒在桌子上，我母亲赶紧躲，但是没躲得及，一股清澈的酒已流到她膝上。
　　“再见，”她说着突然站起身来。那服务员只是一个不超过十四五岁的孩子，赶紧过来，满口声音含糊地道歉，用餐巾擦起我母亲的衣服来。
　　“注意你的手放哪儿啦，”医生说，“毕竟这位太太还有着身孕呢。”
　　“哦，对不起，太太！”那服务员红着脸说，“我不是有意——”
　　“没什么，”我母亲说，她从他手里拿过餐巾。“医生只是在开个小小的玩笑。”
　　“我只是想着太太的健康，”医生说。
　　科萨比恩医生站起来，朝桌子另一头伸过手去，拿一瓶还有大半瓶酒的酒瓶。他一手拿着杯子，另一贝手拿着酒瓶，身子跌跌撞撞地朝房间另一边摆放着一组沙发躺椅和低矮的扶手椅走过去。
　　“我记得，”他说，“一九三三年的那场风暴就像这次风暴那，样突然从天而降。一分钟前天还是蓝的，一眨眼天就黑得像夜里，那还是在恺撒大帝时代传下来的一条旧船上。我们只得把自己绑在甲板上，免得被海浪冲到海里去。现在，在一些大船上，你可以安安稳稳睡过一场风暴，不知不觉地——”
　　他已经在船长的一张长沙发躺椅上坐下来，俯身去解鞋带，说话声听来既嘶哑又不自然。
　　“我们还是走吧，”安东尼奥说，搀住我母亲的手臂，“风暴马上要来了，再说你还要换下这身衣服。那医生，你可以看得出，饭后你与他相处不会感到愉快。晚安，医生。”
　　“怎么？时间还早，你们干吗匆匆忙忙要走？”医生这时已在长沙发躺椅上伸展开身体，套着白袜子的脚从躺椅一头伸了出来，他的酒瓶酒杯放在他面前的一张矮桌上，这张桌子要比213房间里的大，桌面上也镶嵌着一幅棕色的旧地图。上面欧洲被放大到不正常的程度，而美洲隔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被绘成一长条灌木林地。安东尼奥已开始领我们朝门口走去，但医生看见我们从他身边经过，突然伸出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酒瓶，向我们递过来。“哎，留下来再喝一小杯，”他说，“嗨，医生我一定要你们喝。不喝？那么，算了，见鬼去吧，祝这位太太一路平安。让我们希望——”但我们已出了门。
　　在舱房外，安东尼奥指着地平线处的一片天空，那边天上的星星似乎突然消失了。“看上去我们将迎头碰上那场风暴，”他说，但是，船栏外月光下的海水似乎很平静，水波不兴，只有船前进掀起的波浪才打破水面的宁静。
　　“我们是不是应该穿上救生衣？”
　　我母亲问，但是，安东尼奥神情突然严肃起来。
　　“没什么危险，真的，”他说，“话虽这么说，经历这些事情也不是好玩的事。这是条旧船，我们能用来控制船摇摆的只是那些压水舱。它们与新船上装的减摇鳍可不能比。”
　　“你操心的是压水舱和减摇鳍，”我母亲说。“我想知道的只是自己能不能睡一夜好觉。”
　　“放一只桶在你床前。”
　　在我们的舱房门前，安东尼奥止住了脚步。
　　“克里斯蒂娜，风暴来时，我要你别离开房间。你的身体状况——”
　　“好了，好了，我听烦了我的身体状况。我没病，我是怀孕。”我母亲把她从船长餐桌上带回来的橘子往安东尼奥的鼻子上碰了碰。“去吧，我会没事的，去玩你的玩具吧，像个好孩子那样。”
　　我母亲洗了个澡，而我则从舷窗中观察风暴的来临。这时海水开始起伏不宁了，月光盈盈从水波映射回来，似乎发出秘密的信号。我观察着，海波开始越掀越高，突然让人心悸，最后，波浪能拍击到舷窗的高度。月光和星光流逝而去，似乎整个天空被罩上了一幅幕布，黑暗中只有甲板灯和其他舷窗里的灯在闪烁，粗大的雨滴开始拍打舷窗玻璃，到我母亲从浴室出来时，舷窗已不断地被雨水夹海浪不停地冲击。科萨比恩医生往我杯子里倒酒而引起的头晕开始被另一种新出现的头晕所代替，这头晕是从胸口开始的。
　　“我看风暴来了，”我母亲说，“那顿精美的晚餐看样子都要浪费掉了。”她扶着双层床框，把自己在下层那张床上安顿一好。但是，她刚在那床垫上躺下来，就突然大口吸起气来。
　　“哎哟，我的背部痛得要裂开了，我能把身上这额外负担去掉，那多好啊。”
　　我离开舷窗口，跑到我母亲身边。地板这时明显开始倾斛，家具用螺栓固定处“格格”发响，我母亲放在咖啡桌上的那只橘子开始轻微地前后摇晃，不情愿似的，好像橘子下面有只小虫子用自己的身体重量在推动那表皮凹凸不平的橘子，想让那不响又不动的橘子动起来。“圣克里斯托弗会保护我们的，”我母亲说，把我抱在她怀里。“看他挺直身体待在风暴中的样子。”
　　不过，那张画着圣克里斯托弗的油画也动了起来，一阵阵没有规律地刮擦着舱房的墙壁。
　　“他也站不直了，”我说。
　　“不是画在动，是墙在动。”
　　“妈，”我说。“我想吐了。”
　　我是第一个把吃下去的晚饭都吐在便盆里的。但不多久我母亲也跟着来了，舱房里很快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呕吐味。这时船倾侧得很厉害，你不用手抓住什么东西就根本站不直。每隔几分钟，我会控制不住自己想呕吐。最后，我干脆不再费事沿双层床梯级从我睡的上层床爬上爬下，就穿着睡衣躺在浴室地上，一只手紧抓门框，另一只手按住肚子，两只脚紧抵住地板，不让自己随着船的摇晃而滚来滚去。浴室的灯开始像闪电般忽明忽灭，便我感到头晕目眩。为消除这种感觉，我闭上眼睛，听着那橘子还在咖啡桌上滚来滚去的低沉的滚动声，心里想象着它在镶在桌面上的变形的大洋和陆地上来来去去，等着它会最终滚过桌沿，随着一记沉闷的声音掉落到舱房的地板上。
　　每隔几分钟我母亲会摇摇晃晃地冲进浴室门，双手乱舞着想抓住哪儿，在便盆前俯下身体。她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背部，已经开始有点干呕，呕得十分厉害，让我感到害怕。每一阵呕吐后，她的身体便像受到鞭打似的向前猛烈抽动。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她像一只在风暴中干嚎的野兽，但是去了浴室三四次后，她似乎把胃中的食物残渣全部吐尽了，她的呕吐完全成了干呕。她的呼吸变得浅弱和急速起来，每次呕吐时她的头都朝后仰，带一声呻吟，似乎有一阵痛楚经过她的脊梁。最后她完全不来便盆这儿了，但通过门口我仍能听到她浅急的呼吸声，每隔几分钟便会暂停片刻，接着是一声呻吟。
　　虽然舱房地板倾斜得厉害，我胃中的翻腾倒开始慢慢平息下来。自从我不得不最后一次爬向便盆后，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我母亲小声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她说的话，但她的呻吟变得长而频繁，像一根大树枝在风暴的摧残下“格格”作响，慢慢地折断。我想象得出她平躺在床上，腹部隆起，头发乱成一团缠结一起，头轻轻地前后摇摆着。但是我不想离开浴室去看她，而仍蜷缩着身体坐在地上，计算着她前后两次呻吟之间船的晃动次数，这次是二十三次，过一会儿是二十次，再过一会儿是十八次。
　　最后她大声叫我。她躺着，双膝抬起，两手紧抓着床柱。我看着她时，她正经历着又一番痛苦，紧紧闭起双眼。
　　“哎哟，”痛苦过后她开口说。“我真希望我们两个人自己就能干好这事，不需要叫那个喝醉了酒的白痴。”
　　她虚弱地微笑着，但眼角间却积聚起泪水。她紧紧地捏一下我的手。
　　“没事的，”她说。“你必须丢把医生叫来。告诉他——告诉他每次只隔几分钟就要痛一次。从楼梯上去到主甲板，然后去游泳池边上的诊所，应该有个护士或其他什么人在那儿，会知道医生在什么地方。”
　　我犹犹豫豫地站了一会儿。
　　“快去吧，”她又紧闭起双眼呻吟着。当她这一阵痛苦过去后，我已跑到了门口。
　　“穿上鞋子，”她虚弱地向我叫道，但我已开始奔跑，步子不稳地朝通向甲板的船舱楼梯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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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
　　主甲板上的过道里空寂无人，寂静中只传来紧闭的舱房门后家具的坠地声和嘎吱嘎吱的响声，以及没固定的物件的移动碰撞声。甚至通常在这个时候开始出来值勤的船上清洁工，这时也躲在自己房里。在船舱楼梯上我只能跨过几堆没有清除而凝结的呕吐物。因主甲板的灯光没有忽明忽灭，但是诊所门用一块橡胶楔子顶住敞开着，里面却是一片黑暗。我往候诊室里瞧，里面有几张蒙着布套的椅子，一张金属大桌子，却不见一人。但它连着另一间房，隔一层毛玻璃，我听见从那里传来一阵呻吟。透过从过道漏进来的灯光，我看清里面六七张高高的钢管床随着船身的摇晃危险地倾侧着，固定它们的螺栓在“吱吱”发响。在一张床上，脸背着我躺着个小个子女人，穿戴着护士帽和护士服，腹部抵压着床垫。
　　“对不起，”我从门口叫她。但那女人并不朝我转过身来。
　　“对不起，”我提高嗓门又喊。“我母亲病了。”
　　床上那女人又呻吟一声。
　　“大家都病了，”她终于开口说，说话声因她蒙着的枕头而变得含糊不清和低沉。她又呻吟了一下，接着叉伸起一只脚去搔另一条小腿，脚趾刮擦着尼龙袜，发出静电噪声似的“咝咝”声。
　　“我母亲要我叫医生，”找说。
　　“医生病了，”那护士说。“也许他正在哪个房间里吐个不停，就跟大伙一样。”
　　我站着犹豫了一会儿，抓住床框让自己站稳点。
　　“她说她只隔几分钟就要痛一会儿。”
　　“她运气算好的，”那护士回答。“我现在正痛着呢。”
　　但是，我突然觉得自己到什么地方肯定能找到那医生，他一定像条搁浅在海滩上的鲸那样，躺在我们几小时前离开他的老地方——船长的长沙发躺椅上，我这么想着人已经退出房门，又开始奔跑起来。我知道只有一条路能通向上甲板，就是走道外面的船舱楼梯。于是我朝位于走道一头的双重门奔去，从那里可以通向日光甲板。
　　船依然摇晃得十分厉害，而且没有规律，有时候船在左右摇晃之际又突然上下颠簸起来。但这时我已习惯了船的摇晃，几乎是被船的晃动弄麻木了，因此对造成摇晃的船外肆虐的风暴已失去了任何感觉。通向外面甲板的门上舷窗盖满了雨水，但那窗太高，我够不上往外看。我作好了准备让雨水淋湿身体，于是去推那能松开门闩的铁杆。但那门纹丝不动。我用双脚顶住地板，身体全部重量压在铁杆上，更使劲地推了一下；但是那门仍紧紧地闭着。我往后退了约十英尺，然后朝前往门上冲去，可是，门框虽说“吱嘎”一下似乎要断裂，可门还是打不开。接着我又奔着期门一撞，海浪突然助了我一把力，船这时猛地前倾，把我重重地往门闩上抛去。“哗啦”一声，门突然开了，我被抛出去，抛到风暴中。
　　我发觉自己趴在雨水奔流的甲板上，又是风又是雨地我睁不开眼，头一阵眩晕。我想站起身，但这时船正往左舷倾侧，一股海水冲击我的膝部，把我扔向船栏杆。由于船的摇晃，加上海水冲击着我的后背，我被钉住似地站在那儿大约有五秒钟，无助地盯住前面看，等着船结束这一次的摇晃，只见大海像巨嘴似地张开在我面前，如此接近，近得好像我可以把拳头伸进那巨嘴似的，我眼前一个大浪壁立而起，形成一条长长的弧形。但是就在这巨浪劈下来的前一瞬间，我的一切恐惧突然消逝而去，我感觉身体内涌动一股巨大的力量，好像自己变得像一个神似的，能随意掌握世界的运动。一时间，世界似乎服从我的命令，突然无声无息静止安宁了下来，一下子凝固了，这凝固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让我有时间爬进大海的腹部，去发现那里尚未消化尽的风暴雷电雨的俘虏物。接着，似乎是在梦里，海浪终于吞没了我，整个世界一片黑暗。
　　当我醒过来时，我躺在甲板的另一侧，身上的睡衣被拉扯开，下滑到臀部处，双脚离船栏只有一码之遥。出于某种本能，我伸出手去抓住某个地方，硬撑着站起身来，发现自己已到了通向上甲板的楼梯口。船这时又开始再一次摇晃，向左舷倾侧过去，但这时我已设法向上走了几级楼梯，躲过了又一次冲上甲板的海浪。我抓住楼梯栏杆坐了好久，把咸涩的海水和胆汁都咳了出来；直咳得我五内俱裂。我从恍惚状态中慢慢恢复过来，又意识到自己处于风雨夹击之中。我缓过气来，就站起身，冲上楼梯，到了上甲板。
　　我转动把手，船长房间的门“嘭”的一声往里打开，一阵风扫进房内，枝形吊灯下的玻璃垂饰叮当乱响。我没法把门再关上，只能让它“乒乒乓乓”地往墙上撞。但是，两只穿白袜子的脚从船长的一张长沙发躺椅的一侧伸了出来，不受风的影响：医生躺在那里打着呼噜，安睡如绵羊，紧握住一只空酒瓶搁在胸前，从他张开的嘴巴的一角淌下一股细细的口水。
　　我抓住沙发躺椅的扶手使自己在船的摇晃中不致跌倒，并开始推医生的肩膀。
　　“医生，”我大声喊，声音盖过了风声和门的“乒乓”撞击声，“我母亲要你去一下。”
　　医生扭着肩膀摆脱了我。
　　“别烦我，”他咕哝着说。细小的汗珠在他前额上闪光。
　　我又推了他一下，这次用力大了。
　　“我母亲要你去一下。”
　　“别烦我，”他又咕哝了一句，身体沉重地朝椅背转过去。“我尽力了。”
　　“医生，我母亲病了，”我这时用两只手推他。“她说你应该去一下。”
　　“嗯？……是谁啊？”他又转过身来躺平了，举起双手揉他的眼睛。他的酒瓶“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我母亲病了。”
　　“哎?……你干吗这么大声叫？看在基督面上。”医生用手背去擦自己脸颊上的那股口水，用手肘撑着坐起身子，透过眯着的眼皮使劲地瞧我。“你是谁啊？”
　　“维托里奥。”
　　“谁？看看你自己，往后边站站，你身上的水都流到我衣服上了。”他开始慢慢地在长躺椅上安顿自己坐直了。“是哪个傻瓜？什么，在这个鬼天气里你还往外面跑？还穿着睡衣，你真蠢透了。这么大的风，你连门也不关，你是猪圈里出生的？……谁，维托里奥？”
　　“维托里奥?伊纳森特。我母亲病了，她说你应该去一下。”
　　“病了？”医生摸摸自己的后脖子，做出副怪脸。“那只是天气问题。看在基督份上，去把门关上，我头痛得要死了。”
　　“我关不上，”我说。这时，我身体开始冷得发抖，浑身痛得好像有一千把铁锤在捶打我。
　　医生骂了一声站起来，摇摇晃晃朝门边走去。
　　“你是那个女人的儿子，是不是，那个认为自己是个公主的怀着孩子的女人。看看这满地乱七八糟的样子。”他一抬肩膀，把门“嘭”地一声撞上了。房间里立刻安静下来，枝形吊灯的垂饰叮叮当当的乱响声逐渐平息。医生靠在门上，从上衣内口袋里摸出一只小瓶子，喝了一大口瓶里装的黄色液体，接着摇摇晃晃地回到长躺椅上。
　　“嗨，你究竟有什么事？”他重重地在长躺椅上坐下，伸手去拿鞋子。“看，我袜子都湿透了。晚安。”
　　“我母亲要我来叫你，”我说，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她说要跟你讲她身上痛。她直呕吐，吐了后还不停叫唤。我也吐了，但我没叫唤，至少叫唤的声音不一样。”
　　“叫唤？看看你连鞋子也不穿。你得肺炎死了，也只能怪你自己。”他这时已站起身来，朝我刚进来的那扇门对面的另一个门口走去。“如果不习惯，每个人都会在风暴中恶心的，没什么可担心的，我给你些药片。现在他们什么事都有药片——便秘、腹泻、疟疾、酒后头痛都用药片治。很快他们不再需要看医生，只要有药剂师就行了。”
　　我们走过那道门后，是一条沿着上甲板的窄窄的走廊，一长排高高的窗，望出去是大海——我这时想起了自己和安东尼奥曾到过这条走廊，那是他值班巡视时带我来的。但我这时在船员中间没见到安东尼奥，他们在各条走廊里摇摇晃晃地出出进进，或者匆匆忙忙地顺着通道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走去，经过时还回过头对我匆匆一瞥。
　　“医生，你在哪儿找到这小家伙的？别告诉我在这样的天气里他还在外面跑，要是让船长知道，他会要了谁的命。”
　　“没问题，”医生漫不经心地说，“一切情况都在控制之中。”
　　医生领我顺一段船舱内的楼梯往下走，来到主甲板上，离诊所不远处。我刚才出来时打开的那扇门这时又关上了，然而通道上还是不见一个人影。
　　“你刚才怎么出去的？”医生问。他走路时上身摇晃得像一幅被风吹弯的巨帆，然而他仍走在通道的中央，不去扶沿墙装着的手栏杆。“我不明白你脑子里想什么，会跑到外面去，你干吗不去找护士？路易莎！”医生跨进诊所的候诊室，按亮了电灯。他把头伸进病房。“路易莎！什么，你在睡觉？你今晚值班，快起来．有半船人也许有事想找你。在这样的天气里有谁还能睡得着觉？”
　　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钥匙，打开接待护士坐的桌子后的门。我通过门望去，看见一张样子像床的蒙着黑布的桌子，桌头一盏灯，没点亮，活像一只瞎了的眼睛。
　　医生从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药片瓶子。
　　“给，”他说着把药瓶交给我，“告诉她每隔几小时吃两片，你把身上穿的这些衣服换下来。”
　　“但是她要你去一次。”我说着连眼泪也快流下来了。我对能否说服他去我们房间一事开始感到绝望。“她直叫唤。她说你应该去一次。她说要对你讲，她每隔那么几分钟就要痛一次。”
　　“痛？”船突然摇晃，使医生措手不及，他跌跌撞撞往后退，撞在接待护士坐的桌子上，他的重量压得固定桌子的螺栓呻吟起来。
　　“什么样的痛？”
　　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她说了要告诉你她痛。”
　　“圣母马利亚，”医生叫了起来，脸色也白了，“她要生孩子了。路易莎，看在基督份上，赶快从床上起来！我们要接生孩子了！”
　　医生匆匆又跑进接待护士坐的桌子背后的房间。我听见他翻几个抽屉的声音，听见柜子门“砰砰砰”地一声声关上。一分钟后，他提着个黑色小包走了出来。睡眼惺忪的路易莎——我这时看清了，她差不多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是个个子瘦小的女孩，眼睛又大又黑，小小的鼻子微微往上翘——站在病房门口，制服皱巴巴的，帽子也歪着。
　　“接生孩子？”
　　“带一些乙醚水，路易，快一点。再带只脸盆。”
　　医生和我已经顺着走廊往前奔。过了一会儿，我回头看见路易莎跌跌撞撞从诊所门口出来，跟在我们后面，一手把一只脸盆挟在胸前，另一只手还往下去拔上鞋子。
　　
　　第三十一章
　　我母亲还是以我离开时的那种姿势躺着，双膝提起，手紧抓着床柱。然而，她的呼吸似乎比刚才平稳。
　　“再过几分钟，”我们进门时她虚弱地说，“我只能自己生了。羊水破了。”
　　医生用手摸我母亲腿下的床垫，抽回来时手全湿了。
　　“多久了？”
　　“几分钟前。”
　　“孩子早产了？”
　　“大约一个月。”
　　“路易莎，我们必须让她躺在地板上。地上铺些毯子。你——”医生朝我转过脸——“站到那边圣克里斯托弗画像前面去，别挡着道。把身上那些衣服换掉。”
　　路易莎把上层床上的东西全拿下来，把毯子和枕头铺放在床和平时起坐区之间窄小的走道上。灯不再忽明忽灭，船的摇晃似乎已平息，虽说雨水和海浪依然冲击着舷窗。路易莎把带来的脸盆放在咖啡桌上；一只一夸脱容量的银色小罐随着船的摇晃在脸盆内滑动，发出金属相互撞击的声音。
　　医生和路易莎各人搀着我母亲的一只胳膊，我母亲慢慢从床上坐起来，在路易莎为她铺好的毯子上躺下来。她呼吸依然平稳，然而她的脸布满汗珠。
　　“让她准备好，路易莎，”医生说。他脱下上衣，转身背着我母亲，拿出酒瓶，迅速地喝了一口。他把上衣挂在椅子上，卷起衣袖，然后手伸进他的黑包里，拿出厚厚一块包在透明玻璃纸包的浅棕色肥皂。
　　“你要我帮她把毛剃掉吗？”路易莎问。她在我母亲两腿之间跪下身子，伸手到她腿下，褪下她的内裤。内裤湿得水淋淋的。
　　“没时间了，”医生说，一边绕过我母亲朝浴室走去。“孩子随时会生出来。”
　　似乎是得了信号似的，我母亲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她的身体一下子抽紧，好几秒钟完全停止了呼吸，拳头攥紧身下的毯子。最后，她发出一声长长的放声的叫喊，又渐渐平息，好像一个海浪冲上了海滩又慢慢消失。然而，这时她的呼吸却没平缓下来，只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叫喊。
　　医生已走出浴室。
　　“把我的包给我。”
　　路易莎把包递给他，他抽出一小纸袋，用牙齿把袋扯开，袋内装的是一团棉花；医生把银白色的小罐里东西倒一点在棉花上，在我母亲头旁跪下身体。
　　“你干什么？”我母亲在急促的呼吸间问。“你的气味闻起来——像个酒厂。”
　　“只足些麻醉药水。”
　　“不，不用麻醉。”
　　“太太，冷静点，”医生说，他的手还在我母亲头上犹豫不定。“干吗有女人要让自己受这番痛苦？”
　　“我要——亲眼看——发生的一切。”但是又一阵剧痛攫住了她，医生把棉花捂到她脸上，她的叫喊变低沉了。医生用棉花捂住她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我母亲的身体似乎放松了一点，她眼睛周围的肌肉平缓了，她似乎陷入了一种昏睡状态，她的呼吸变得平静而有节奏起来。
　　“路易莎，到这儿来，每隔几分钟就给她捂一下。”
　　医生跪在我母亲双腿之间，把她的睡衣推到她腹部上，然后伸手到她双膝下，把两腿往两边分开，看那样子他似乎要把她一掰为二。他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薄薄的小袋，抽出两只用半透明的塑料做的手套。他利索地拉扯两下就套上了手，手套套住他的粗手指和厚手掌，像多了一层皮肤似的。他俯身前倾，开始用手指探摸我母亲两腿间黑黑的部位。我掉过头去。
　　“头已经开始露出来。谢天谢地，这裂口与那该死的卡拉布里来的女人不一样。”
　　我母亲仍在呻吟，但已不是刚才那种放声的叫喊，而是某人在睡梦中发出的半压抑的哼哼声。几分钟过去了，一切都很安静，除了那几声低沉的叫唤；甚至连船的“吱嘎吱嘎”声也平息下来，雨水和海浪不再冲击舷窗。一切事物似乎都达到了一种无声无息的平衡点，处于某个深渊的边缘。
　　医生拱起宽阔的肩膀，把我的视线挡住了，我无法看见我母亲。但是，当他变换姿势时，我看见他戴着手套的手正抓紧一个青中带黑的干酪似的球体的顶部，那球体正从母亲双腿之间像个鸡蛋似地挣扎着出来。
　　路易莎这时似乎累了，像在做梦似的，长长的眼睫毛下垂着，仍跪在我母亲头旁，每隔几分钟就把棉花团捂下去。
　　“乙醚水少用点。”医生说。“它不出来了。”
　　几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医生似乎着急起来。
　　“从我包里把钳子拿出来。”
　　路易莎用空着的手翻医生的包。
　　“钳子不在里面。”
　　“在里面。我放进去的。”
　　路易莎放下那团棉花，更仔细地搜寻起来。
　　“我找不到，你要我上去拿吗？”
　　“不，我这里需要你，”医生着恼地说。“我叫那孩子去拿。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维托里奥。”
　　“对，对，就是这名字。你听着，维托里奥，我要你去上面的诊所，到我的检查室去，就是在后面的那间房。进门右手处的第一个柜第三个抽屉，你会看到一个东西看上去像两把大调羹合在一起，可开可合，像嘴巴一样。就像这样。”他从我母亲双腿间抽回双手，并在一起，像一张嘴巴似的开合着。“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好，去吧，快一点。你回来后把你那身衣服换下来。”
　　清扫工已开始出来到走道上拖地板，用湿布抹墙，那是些穿灰色工作服的男人，露出高低不平的牙齿对我笑。还有些是腰身粗壮的女人，头戴护发网和橡胶手套。
　　“嗨，小家伙，这么急去哪儿啊？”
　　但是我不停脚地跑，跑到诊所门口，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检查室四周沿墙排列着各式橱柜，可医生的吩咐已在我头脑中搅成一团。我开始搜索每个抽屉和柜子，拼命找那嘴巴模样的调羹。我找到了剪刀、一袋袋棉花、样子古怪的玻璃杯、擦得锃亮的奇怪的钢制器械；在一个抽屉的底部还有一本小开本杂志，封面上画着个有着梦一样眼睛的女人，身上裹着一层半透明的薄纱。但是，我没找到嘴巴模样的调羹。最后，我用在房间一角找到的扶梯，爬到一个柜上去查看上面的一排木橱。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瓶和金属容器，排放在几层木架上，井然有序，却没有调羹。但当我打开第三个橱时，从一层架子上滚下一只瓶，磕在木柜的边缘，最后掉在铺白瓷砖的地上摔得粉碎，溅出红棕色的液体，房间里立刻充满了呛人的气味，令人作呕。
　　慌乱中我爬回到地面，又奔回213房间。
　　“我找不到！”我开门时大叫一声，眼泪夺眶而出。可是，从浴室里传来的另一阵哭声回应着我的喊叫声，哭声细小却很有力。医生仍跪在我母亲的两腿间，从那边望过来看着我。
　　“你真是个好帮手，是不是？你母亲只是逗着我们玩，算你走运。她加把劲用力一挤，事情就完了。”
　　路易莎从浴室出来，手上抱着个用被单缠成的小包。
　　“来向你妹妹问声好，”她俯身向着我，可我吓得往后退。包里只露出张脸，又小又丑，皮肤是一种生病似的青紫色，皮肤皱得像一颗干瘪的橄榄。
　　但是我浑身感觉一阵巨大的轻松，看到这婴儿的五官全是正常人的五官，小小的鼻子、眼睛，还有耳朵，并不如艾尔弗雷多?吉拉索尔曾经警告过我的那样，是一个生着蛇脑袋的小孩。
　　路易莎把那张脸更近地看着我，好让我看得清楚点，不料那脸皱成了个苦相，哭出声来。路易莎哈哈大笑。
　　“她不喜欢你，”她说。“兄妹们总相处不好。”
　　“抱它到上面去，给它准备个床，”医生吩咐。“再拿些新床单下来。”
　　我母亲这时平静地躺着，似乎睡着了，双眼闭着，头在枕头上歪向一边。医生仍蹲在她双腿间，拿着一根黑皮管，弯曲着通向她身体内，他的手套上是浅褐色的血和看上去像软干酪似的白色物体。他手下放着路易莎拿来的那个金属面盆。
　　“样子多怪，是不是？”医生说。“现在我们正等着上甜点心。”
　　我们等了好久，既不说话，也不动弹。我母亲平静地躺在地板上，她这时呼吸得既安静又平稳，医生跪在地上，手握紧那黑色管子。最后，他好像没耐心再等似的，轻轻一拉，动作轻微得像一记抽搐，立刻一团肉似的东西，暗色带血的，从我母亲双腿间流出来到下面接着的脸盆里。我转过头去，胃里一阵翻腾。
　　“完事了，”医生说。“她也许会流点血，但那没什么可担心的。”
　　路易莎这时拿着床单进房来。
　　“圣母马利亚，看你把那儿弄得一塌糊涂的！他把碘酒洒得地板上到处都是，我再怎么弄也弄不掉那痕迹。”r路易莎理好床铺，然后帮医生把我母亲抬到下面那床上。我母亲仍平静地睡着。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但舷窗外天空依然漆黑如夜。然而，风暴似乎完全过去了，成千颗星又在头顶上方闪烁。一切都似乎是场梦：那风暴，还有在甲板上我待的那几分钟时间。可是，我身上的皮肤在湿淋淋的睡衣里仍痒痒着，似乎有小虫子在睡衣下爬。
　　“我说最后一次，你把那身衣服换了，”医生说。“洗个热水澡，然后上床睡觉。我早晨会下来看你母亲的。”
　　他转过身去，从他原先挂上衣的地方拿起自己的上衣。但他突然俯下身去从地板上捡起什么来：我母亲的橘子。
　　“正好当早饭，”他说，一边用手去剥橘子皮。一股柑子汁喷溅到他衬衣上，他骂了一声，用手去擦。剥完橘子，他分给我们一起吃；一时间，我们三人站在房间中央默默地吃东西，就像农夫们在田间休息似的。
　　“今夜干得好辛苦，”医生出门时说。在门关上的一瞬间，我看见他的手伸到路易莎背后，迅速地拧了她一下。
　　在浴缸里，暖暖的水使我困倦起来，我两次瞌睡了过去。现在我终于可以上床睡觉了，一阵巨大的倦意侵袭了我的全身。浴后，我套上了一条长长的睡裤和一件长袖厚贴身内衣。可是，正当我要爬到床上去时，我母亲轻轻地叫住了我。
　　“完事了？”她轻声问。
　　“对。”
　　“是男孩女孩？”
　　“女孩。”
　　“睡到我身边吧。”
　　我母亲的腹部这时摸上去柔软松弛了，她的头发依然因出汗而湿湿的；但是我依偎着她，感受着她的温暖。她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
　　“我的乖儿子，”她低声说。
　　几乎是一闭上眼，我就睡着了。在一片漆黑中，我似乎睡了很长时间，没有思维，也没有做梦。然后，我梦到我躺在一池温水里，突然一下子惊醒了，怕我自己又会在浴缸里睡过去了。但是，不，我仍躺在母亲床上——我在黑暗中能感觉到她仍睡在我边上，身体暖暖的，呼吸是如此平静和微弱，几乎无法察觉。起先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太阳沟我母亲的房间了，接着记起了这轮船，再接着，我又以为自己不知怎么同时又在船上又在太阳沟；总之，弄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处似乎太费神了。我只想再入睡乡。但是，虽然一种沉重的倦意淹没了我，可我又无法浸沉其中，却突然感到似乎一整夜有只手在不断地推我的肩膀。这时，我的身体扰得我一直不得安宁：四肢僵直酸痛，好像布满了伤痕，而且膀胱胀痛；我感到顺着背部和大腿有一种温暖的粘乎乎的东西，好像是因为我忘记换下被海水浸泡的睡衣，或者是尿了床。我又以为自己重新回到了太阳沟，于是起床去牲畜棚后小便。我扭亮了浴室里的灯，心里“突”地一惊，猛然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那温暖的粘乎乎的东西是鲜血——我身体的整个一侧衣服全浸透了鲜血，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变干、结成硬壳。
　　我走到走廊里，达米科先生正迈步走出他自己的房间。他看见我时脸色都变白了。
　　“上帝啊，出了什么事？”他通过开着的客舱门看到我母亲仍躺在床上，就赶快进去，拉开盖在她身上的毯子。
　　“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
　　他拉起我母亲的手腕只一小会儿，接着匆匆回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你没事吧？”
　　“没事。”
　　“去等在我房间里。我去叫医生。”
　　从达米科先生的房间里，我看见医生来了，上身还穿着睡衣，路易莎提着他的包跟在身后。又过了几分钟，达米科先生和安东尼奥一起回来了。
　　“照看好男孩，”安东尼奥说。他走进我母亲的房间，关上了舱门。
　　达米科先生默默地为我放好浴缸水。我脱掉衣服，他把衣服紧紧团成一团，放进他从自己手提箱里抽出来的一个塑料袋里。有好几分钟他让我一个人坐在浴缸里；我听见安东尼奥走进他房间，低声和他简短地讲了几句话。安东尼奥走后，达米科先生走进浴室，苦着脸蹲下身体，在浴缸前跪着，眼镜片后的眼睛有一种忧郁的神色。他从我手中拿过浴巾，帮我擦洗起背来，不断的把浴巾往水中浸洗，水的颜色渐渐被鲜血染红了。最后他拔起浴缸的木塞，水打着旋涡慢慢流进下水槽。他用毛巾裹住我的肩膀，然后拿下眼镜，用手去揉他的双眼，好像很疲倦的样子。但是，我看得出他哭了。
　　他最后朝我俯下身来，我原以为他会把我抱出浴缸；但是他却用手紧搂住我的肩膀，他的脸颊紧贴着我的脸，这时他的身体因无声的哭泣而抖动着。
　　“你母亲死了，”他最后轻轻地说，似乎是告诉我一个秘密。“她死了。”
　　
　　第三十二章
　　接下来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我染上了肺炎，在航程的后半截，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高烧不退。我似乎陷入了一个梦幻世界，在这里没有一个物体或形象具有通常赋予它们的意义，而是隐藏着某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身的秘密，我必须去发现这个秘密。整日整夜我的心飞快地活动着，设法弄清种种复杂的方案和说法，这些方案和说法可能被用来说明所有那些不相关连的事实，可能把这些事实串联起来，最终得出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但是，正当这解决办法似乎伸手可得时，一个古怪的景象闯了进来：科萨比恩医生的脸使劲瞪着我看，那张脸好像照在哈哈镜上扭曲变了形；一间白色的房间，它高低不平的天花板成了月亮的表面；年轻男人模样大小的两把调羹，这两个男人倦怠地靠着墙，他们肩上还斜背着步枪；天空中静静地飘过一只橘黄色的巨大的气球，气球下篮子里有个人挥手说再见，向地上的一个朋友告别。
　　后来，在一家医院病房里，我周围杂乱地响着一千种狂乱的说话声，意义不清，前后不连贯。有两个人来看我。第一个人并不使我惊奇，说真的，我以前只见过他一次，而且是匆匆一面，但是他那双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眼睛，当时就烙进了我的记忆，他走进病房站在我床前时，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的存在就像老师某道算术题的最后答案一样不容置疑。但当时我刚脱离高烧造成的神志不清状态，事情过后，我无法肯定地说他是否真的在我床头站过，或者仅仅是我想象他出现过。
　　第二位来访者，比第一位来得迟，是我意料之外的，一位陌生人，却正是我的父亲。毕竟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长着黑头发的可怕的人，而是一个眼神疲倦的男人，头发已开始灰白，他魁梧的双肩和四肢配着他似乎很别扭，就像太阳沟的农民衣冠楚楚去参加弥撒那样别扭。当护士领他到我床前后，他号啕大哭。此后每天他都来坐在我床边，直到我最后退烧。然而他不说一个词，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双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帽子像抓着护身符似的。我出院后，我们一起乘上了一列煤尘弥漫的火车，我父亲样子别扭地抱着那婴儿。我们的火车驶过一片荒凉的景色，极目所见，是无尽的冰雪覆盖的荒野。
　　但是以后发生的这一切事件都似乎发生于迷雾之中。然而在这片迷雾降临前，我还是有几个最后的清醒的时刻——这点时间足够让我有机会亲眼目睹我母亲的葬礼。葬礼在她死后的那天清晨举行。我被允许参加，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连我自己也没注意到，我烧得厉害。葬礼在船尾处举行，通常那儿是日光甲板．然而这时所有的椅子都拿走了。太阳刚从一片宁静的海面徐徐露脸，空气寒冷，但是天空依旧晴朗。尽管时间尚早，但是还有一小群旅客到场——那些我母亲视作朋友的同船旅客：达米科先生、那灰眼睛的德国人、那对度蜜月的夫妇，还有我不认识的其他几个人。他们都站得远远的，好像是怕被人赶开。安东尼奥在场，还有船长，帽子都拿在手里，另外还有其他几名高级船员、船上的神父、路易莎，以及神情忧郁然而心智清醒的科萨比恩医生。整个仪式过程中，只有路易莎、达米科先生和那对度蜜月的夫妇哭了；其他人保持着一种石头般的沉默，举止拘谨别扭，似乎这明亮的太阳和晴朗的天空使他们感到哀悼时不自然。
　　我母亲的遗体装在帆布袋里，上面盖着意大利国旗，躺在一个小平台上，可活动的平台被升到比船栏高的地方，指着大海。船上的神父读了祈祷书后，安东尼奥读了悼文。但是我不懂他们正在干的事——这里面有事情搞错了，会发生死人实际上没死，或者有时候死人会死而复生之类的事情，就好比太阳沟遍地都是的小麦冬天被冰雪覆盖，一到春天就会突然转绿那样。一时间我竟然确信，我母亲会突然从那袋中伸出头来。“维托里奥，”她会说，一边还眨巴着眼睛，噘起嘴唇。“看看你那副模样，总是那么严肃！”大家都会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时安东尼奥正要结束悼文，他的声音因动了感情而听起来嘶哑。一阵长长的静默之后，一个弱视的年轻高级船员开始用喇叭吹奏一首歌曲，而我们则垂首而立。当他吹完那首歌时，船上神父划了个十字。在船长点头后，安东尼奥的手滑向躺着我母亲的平台下面的杠杆，捏住杠杆犹豫了一下，接着终于把杠杆往后用力一扳。那平台高高地朝海面倾斜，那帆布袋突然从国旗下滑出。但是，我来不及听见布袋掉到海面上发出的水声，我双膝一屈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
　　
　　第三十三章
　　那天晚上，我穿着白睡衣躺在诊所里，体温高达华氏104度。白天值班护士是玛丽亚，年纪比路易莎大，人也稳重，双手又红又厚实，她的制服透出一股浆洗过的气味。她叫醒我，喂我吃一碗鸡汤。这汤好像控制了我的体温，因为喝了这汤后的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到头脑清醒，可以看看房间四周，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看到房间一角有一张床，床两边的围栏都被拉起，床上躺着的人被罩在一个巨大的塑料罩里，两个灰色的小气罐通过弯弯的管子往罩子内输送着气体。玛丽亚已经走了，她没坐在门边的椅子上，也没坐在接待护士坐的桌子后面。我见没人看住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走到房间一角的那张床边，把脸往两根栏杆中间伸进去，靠近塑料罩。里面的婴儿正盯住自己上方的塑料罩顶看，舞动着皮肤打皱的四肢，好像想抓住悬在她头上方的什么东西。我想吸引她的注意，敲着塑料罩，嘴里发出“咯咯”的叫声，终于她把脸转向了我，口水顺着脸颊流下。我做个鬼脸想引她笑，但她那双灰色的小眼睛——这双眼睛会变成生动的蓝色，但现在还不是——似乎穿透了我。
　　玛丽亚还没回来。我这时看见自己出席葬礼时穿的衣服正挂在门旁的架子上，就走过去，把裤子穿上，穿在睡衣外，然后悄悄溜出候诊室，来到走廊上。一对夫妇正从日光甲板回来，却没注意到我，我没遇到什么阻拦就出去了，经过风暴之夜把我的骨头也几乎折断的那扇门。在日光甲板上，所有的帆布躺椅重新被排成几行整齐地摆放着，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但正是晚饭时间，这里几乎空寂无人。我绕着躺椅往前走来到船尾部。在船的另一端，太阳正在西沉，但船尾外的天空已是一片深蓝，海天相接，很难说出它们在何处分隔。
　　高烧又开始袭上我的身体，头开始发晕，双膝软绵绵的很虚弱。一首歌的歌词这时浮上我的脑海，好像久已淹没的古遗迹从地平线上曾消失的地方、被海水吞没的地方又浮现了出来：
　　我希望我能重温昔日幸福的甜美时光，
　　哪怕就一个小时也好。
　　当年我们一起玩“飞呀，飞呀”的游戏，
　　你身上盖满了我的亲吻和抚爱。
　　我突然吃惊地意识到自己把这首歌唱出了声，一种低低的含糊不清的歌声，随即因我已意识到而慢慢消失。我往身后看有没有人听到。我母亲那位灰眼睛的德国朋友刚与一位年轻女人走上日光甲板，可是他们舒适地在帆布躺椅上躺下身来，一边大笑一边用我听不懂的话交谈着，没有注意到我。
　　在我裤袋里是我那枚能给人带来运气的一里拉硬币，是那天清晨葬礼前我放进去的，我这时拿了出来瞧着。硬币由于手的抚摸而变得又亮又光滑，但是上面的印纹并未像有些旧的五里拉十里拉硬币那样被磨损——鹰翅上的线条，还有卢西阿诺说的子弹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但是，当我翻转硬币，想看一下另一面上的半身像时，它从我手指间滑了下去，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没遇到一点儿阻拦地滑了下去，似乎我也没想阻止它，或者说不相信它会滑下去。然而它正往下掉，我的四肢却似乎变得太粗笨、动作太慢，无法阻止它。好久长一段时间，它在空中翻滚，在正消逝的日光中向我神秘地闪着光，似乎向我发出某种秘密信息、某种神奇的安慰，如果我能理解它该有多好。它终于掉到甲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叮当声，在甲板上滚动了一会儿，慢慢划出一个宽阔的弧形，然后无可挽回地朝栏杆处斜着滚过去，滚出栏杆，掉进了海水。
　　

8959055x

全书终

编辑的时候LK好卡，半天刷不出来，于是回复一下，只为了这三个字。。。囧

fatezzk

内涵物么= =似乎会有点意思呢。
我2了= =原来是施工中。

一色いろは

前辈又要录入又要工作辛苦了

悪い音

这东西......不属于轻小说的吧..........真的没问题么?

xufumin

一晃眼还以为看到了使徒行传，结果居然是小说。。

真空地带

这本书好像不是属于轻小说范围吧，不过看看名著也不错。

我，迈克

……经典类型的文学么。于是呼迈克发动前所未有不择手段的惨无人道的致命——围观

Kagonoai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总而言之 似乎是本不错的作品 谢谢LZ的分享和Tsukasa同学的扫图 辛苦了

32165421

不是轻小说啊，现在情绪不对，先收藏之后慢慢看。

可以的话希望有个内容简介什么的呢、、、、